丁玲感情史:从真情投入，无限遗憾，到成熟深沉的感情

因叛徒出卖，丁玲在上海遭到国民党逮捕，经过组织营救，于1936年的10月10日，到达陕北。由于是第一个到达陕北的文艺界名人，主席、周总理亲自为她在窑洞中开了一个欢迎会。

随后，丁玲上前线，主席写了一首《临江仙》，用拍电报的方式，发往前线，遥寄丁玲。最后一句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著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她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作家，也是延安时期文坛的领军人物。

丁玲一生命运多舛，情感之路也颇为曲折，晚年回忆情感经历时，她说：与胡也频相爱，投入了自己的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梦；与陈明则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感情。

一、与胡也频相爱，投入了真情

1923年夏，丁玲在上海大学文学系旁听，同学王剑虹与瞿秋白同居，丁玲则与瞿秋白的一个弟弟瞿云白过往甚密，周围流言四起，丁玲便独自跑到了北京。

在一个补习学校的宿舍里，丁玲认识了胡也频。

胡也频，福州人。少年时在金铺当学徒，1920年逃往上海，考入浦东中学。1921年入天津大沽口海军学校。后来，胡也频与朋友合编《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沈从文因有作品在那儿发表，也认识了胡也频。

胡也频对丁玲一见钟情。当得知丁玲弟弟去世的消息，立刻送上一纸盒的黄玫瑰，并写了一张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托人送给丁玲。使丁玲大为感动。

弟弟去世后，丁玲在痛苦中回到湖南。

一天，她忽然发现胡也频站在她家门口，除了一套随身换洗的裤褂外，一无所有。他是星夜兼程，赶到了湖南，专门来安慰丁玲的。

回北京后，丁玲和胡也频开始同居生活，他们搬到了香山。那时，沈从文在香山一个图书馆工作。于是，三人经常在一起看山看树看风景。对丁玲来说，这段时间是她和胡也频的爱情生活最浪漫、最富诗意的日子。

1931年2月，胡也频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被枪杀于上海龙华司令部。

胡也频被捕后，好友沈从文去找胡适、徐志摩等人，又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去信，希望能保释胡也频。他甚至顾不得许多，亲自去找宣传部部长的陈立夫，但最终还是无效。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天上飘着雪花，丁玲夹着被褥衣物在沈从文的陪伴下，来到龙华。隔着两重铁栅栏门，沈从文看见了胡也频，接着丁玲也看见了他。

丁玲不顾一切地大声呼喊：也频，我在这里。

胡也频听见了她的喊声，掉过头来。他看见了她。

胡也频张嘴想要喊什么，却被一把推走了。

从此，胡也频永远地消失在丁玲的生命中了。

二、与冯雪峰相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丁玲计划去日本留学，经朋友介绍，冯雪峰来给丁玲当日语教师。

冯雪峰，浙江义乌人，1921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

冯雪峰其貌不扬，气质独特，丁玲很快被他的魅力所吸引，日语课变成了两人人生、社会、文学的讨论。

多年之后，丁玲曾坦率地说：随即我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典型的乡下人，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

冯雪峰本来打算到上海去，因为丁玲，他又决定留在北京。丁玲不同意，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丁玲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去。三人一同在上海过了两天，又一同玩了杭州的西湖。

丁玲爱上了冯雪峰。但她和胡也频同居，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存在。经过艰难的思想纠结，丁玲做出决定，离开胡雪峰。

这场感情风波，在冯雪峰离开杭州后结束了，此后丁玲也没再与冯雪峰会面。直到胡也频牺牲，冯雪峰前去探望丁玲。

胡雪峰的出现，给悲伤中的丁玲带来安慰。沉睡在丁玲心中的爱情火焰再次点燃，但是，此时的冯雪峰已是有妇之夫了，丁玲纵有大海一般的深情，竟也无从兑付。

1933年秋，丁玲被捕，传言已经遇害。

冯雪峰将丁玲在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

1941年冯雪峰被捕，关在江西上饶集中营。

一天夜里，他梦到一双女性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大，很深邃，黑白分明，很智慧，又很慈和的极美丽的眼睛。

醒后，他写了一首诗《哦，我梦见的是怎样的眼睛》。同冯雪峰关在一起的画家赖少其，读过这首诗之后，以铅笔画了几张素描。

十年后，赖少其在北京初见丁玲，不由得惊住了：他在集中营画的那只眼睛，不就是丁玲的眼睛吗？此刻他才明白，冯雪峰心里一直默默思念的人是丁玲。

1986年，丁玲去世前的一天，病中醒来，听着窗外的鞭炮声，对秘书说:“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三、与冯达相爱，好像是一场梦

德国《法兰克福时》记者史沫特莱要访问丁玲，冯达是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当时的冯达年仅二十六岁，身材适中，温文儒雅。

当丁玲谈到自己的遭遇和现实的处境时，冯达内心澎湃不已，此后冯达常常去看望丁玲，失去了胡也频和冯雪峰后，丁玲对爱情已经没有奢望，冯达的出现帮助丁玲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也使她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丁玲晚年回忆说:“冯达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

后来，冯达搬到了丁玲后楼的亭子间。再后来，他们一同搬到善钟路沈启予家。沈启予住在三楼，他们住在二楼。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他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

一天，冯达要去看望两位同志，丁玲要去参加一个文艺团体的会议。前一天晚上，冯达在回家途中，便怀疑有特务跟踪他，所以两人约定，中午12点前都必须回家，如果有一个人未能按时归来,另一人就立即离开，并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

丁玲回到家里是上午11点30，冯达未回。丁玲就去清理东西，如果12点冯达还不回来，她就得走。

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丁玲把情况告诉了潘梓年。突然，楼梯上响起杂乱的步履声，门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挤了进来。

过了一会，冯达也进来了，看见丁玲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低下头，好像不认识他们。

由于丁玲的声望，和国内外进步势力的营救，反动势力未敢杀害丁玲，只将她关押、软禁。1936年，在党的营救下,丁玲逃离南京，奔赴陕北。

1938年，丁玲在西安工作时，收到冯达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丁玲的一封信。信中说广州即将沦陷，他要到香港去，希望丁玲能为他介绍几个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丁玲没有答复。

后来冯达结婚了，1947年到台湾，又随女儿赴美，曾在美国住了一阵子，女儿成家后，他留下妻、女在纽约，自己回到台湾，独居在台北市郊。他的书桌上有香港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之一的《丁玲》，还有连载丁玲《魍魉世界》的《新文学史料》,以及一些大陆的文学作品。

1990年，冯达去世。

四、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感情

丁玲到延安后，担任中国文协主任，在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的晚会上，抗大学员联合演出田汉根据高尔基的《母亲》改编的剧作，丁玲对剧中饰演伯夏的小伙子印象特别深刻。

丁玲出任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时，当有人把她属下的宣传股长介绍给她时，丁玲握着他的手，突然叫了起来:“我认识你，你是伯夏。”

演伯夏的小伙子，名叫陈明。

陈明比丁玲小13岁，在投奔延安之前，曾是上海中学生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曾参与组织过上海学生大规模的运动。

朝夕相处中，丁玲和陈明萌生爱意。后来丁玲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而陈明则调至留守兵团烽火剧团当团长去了。

在烽火剧团，陈明与团员席平相爱，他本想借与席平的爱转移对丁玲的感情，可是婚后，他知道自己无法做到，于是，与席平离婚了。

1942年春节，丁玲与陈明在蓝家坪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街头漫步。

1957年反右，丁玲被撤销一切职务，取消原级别。陈明为丁玲申辩，也被开除，撤销了工作、级别。丁玲很内疚，陈明却笑着说:“这倒好，以前你总是比我'高’，现在我们'平等’了，也好让我陪陪你呀。”

后来,他们又分别被遣至北大荒，又分别被关进秦城监狱五年之久。患难中，他们的心始终紧紧相连,那执著不变的爱是他们面对残酷现实的精神支柱。

再后来,他们过上了平静而温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