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民力作《骚动之秋》：终迎创作高峰之作

茅盾文学奖代表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分量毋庸置疑。

1998年，刘玉民凭借《骚动之秋》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成为山东首位茅奖获奖作家。与刘玉民会面是在一个冬日下午，他泡好茶后便不疾不徐地打开了话匣子。

响应时代的召唤

作家的劳动，绝不是取悦当代，而是给历史和时代一个深厚的交代。

刘玉民在《乡土与梦想》一文中曾表示：“作为劳动人民的后代和共和国的一代新人，我是把反映时代和人民的风貌生活，当作毕生的目标和方向的。”

谈及成名作《骚动之秋》，刘玉民的眸子亮了起来。

关于农村改革和农民企业家，当时的文坛大多将这群人物视作打破农村传统道德、传统文化的人，要么全盘肯定、歌功颂德，要么全盘否定、一味地暴露和批判，塑造出不少脸谱化的形象。

刘玉民期冀跳出这两种价值立场和倾向去审视农村改革，试图去把握农民企业家最核心的问题和困境。

当时，农村改革早已如火如荼，刘玉民的很多同学也开始在农村搞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既办工厂、建小楼、开小汽车，也倒买倒卖，原本平静的农村风云激荡。

听家乡朋友们讲得多了，刘玉民便对这群被称作“魔鬼”的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认定这是一群从未出现过的、非常吸引人的“魔鬼”。生活是新鲜的，人物是新鲜的，“新”和“性格魅力”是文学最可贵的东西，刘玉民对此深信不疑。

一次，时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谢永旺告诉刘玉民，作家要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不能一味地暴露和批判，要写出生活的真实才好。他深受启发，下决心回农村扎扎实实地体验一番。

他去了烟台牟平，费尽周折见到了当地农民企业家李德海。之后，刘玉民随李德海一起吃饭、谈生意，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几个月朝夕相处，刘玉民对农村改革和那些推波助澜的“魔鬼”有了全新的认识。

透过农村这扇窗，他看到了齐鲁大地上一些被遮蔽的现实。因而，刘玉民始终认为《骚动之秋》是时代的产物，更是生活的馈赠。

20世纪80年代后期，《骚动之秋》应运而生。

作品以胶东农村为背景，讲述了三代农民的成长发展史，展示了中国农村从集体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塑造了一群崭新而又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刘玉民深切地体会着农民企业家在复杂的情境下成长的艰辛，亦写出中国农村改革的艰难以及成功。

“我是农村人，清楚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农村办起乡镇企业后，农民的生活显著改善。农民企业家冲破层层陈规陋习，是很艰难的。仿佛到战场上，该打打，该杀杀，只有向前冲一条路。难道能当逃兵吗？只有向前走，才是英雄。到了关键时刻，就是要冲出来，不然中国农村何时才能发展起来呢？”

《骚动之秋》获奖之后，刘玉民被聚光灯照亮。聚光灯之外，他为了创作付出的辛劳和代价却鲜为人知。

写《骚动之秋》时，刘玉民可谓文思泉涌、激情飞扬。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稀松平常，晚上一有所得他还会一骨碌爬起来继续创作。

“那年我三十五岁，不得不踏上寻求健康之路。”刘玉民回忆，伏案写作了整整四个月后，他的颈椎出了问题。先是脖子僵、硬，关节发紧，没多久便脉搏沉细、全身乏力，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尽管如此，回顾自己的写作道路，刘玉民时常提到“幸运”二字。客观地说，他拥有别人不曾有的运气，也遇到不少贵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很重视《骚动之秋》这部作品，但又担心销量。刘玉民作了最坏打算，幸而老编审王笠耘拍板说这部作品赔钱也要出，作品才得以顺利面世。

有次刘玉民去拜访陈荒煤，随口给他讲了书中岳鹏程与林场场长打官司的故事。陈荒煤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序言我写了！”后来，书还没出来，陈荒煤的序言就在《文艺报》发表。

小说出版后，《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小说评论》等先后发表了马烽、张炯、屠岸、江晓天、绿原等人近三十篇评论文章。作品还被改编成广播剧、电视剧、戏剧、电影等形式，进而传遍大江南北。借着小说再版的机会，刘玉民对作品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参加茅盾文学奖评奖的便是修订本。

扎根生活底层

从事文学创作的几十年中，刘玉民始终扎根生活，不管是《骚动之秋》，还是《过龙兵》《海猎》，刘玉民的作品在题材方面有一个共通的点：长期深入体验自己家乡的生活富矿，深挖不止。

写《海猎》前，为了体验海上生活和“渤海湾对虾大会战”的氛围，刘玉民搭乘一只125马力的小渔船，在渤海湾里漂了八天八夜。以至于上岸一周后，他还感觉脚下摇摇晃晃。

为了创作《过龙兵》，刘玉民带着妻子和5岁的女儿去长岛采风，他们乘坐一只柳叶似的小鱼艇，在风浪中反复穿行。“那时候如果出点什么事故，连‘救命’两个字也没处喊去。”他回忆。这不过是刘玉民创作过程的一个缩影。在他看来，只有深入生活底层，具有拼命、冒险精神才能写出深刻的作品。

刘玉民曾给青年画家画册写过这样的序言：以我长达半个世纪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经验，我始终认为看一个作家或者画家有没有出息、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首先要看他能不能吃得了苦，能不能深入生活的底层或者潜入大自然的奥秘之地。

回顾刘玉民的创作道路，无书可读的时代和文学鼎盛的时代，他统统赶上过、经历过。

起初，刘玉民的文学功底全凭“偷”书和“抄”书。

刘玉民犹记得中学图书馆有一扇破窗，那扇不知被谁打破的窗子像爱丽丝的洞穴般为他开启了文学之旅的大门。从那扇破损的窗户里，他读到了四大名著以及“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品。

故乡的一盏小煤油灯记录了那段艰辛和欢乐的岁月。书读多了，作家梦也就成了一种追求。当他第一次拿起笔，试着要写下点什么的时候，眼前涌现的全是家乡的人和事，身边的景与情成为他的写作富矿。

1971年，刘玉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发表在《大众日报》，题目为《共产党员》。

若干年后，他在济南娶妻生子、经历了种种风霜雨雪，再次拿起笔时，目光停留处依然是山东半岛的乡村和生活。

“期望再看到《骚动之冬》，而最终迎来一个《骚动之春》！”1989年，陈荒煤在《骚动之秋》的序言中表示，期待能多读一两部反映农村新面貌的作品。

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刘玉民四十六岁，是当时最年轻的获奖作家，他清醒地看待这一中国最高文学奖项，并没有把获奖当作自己创作的终点。年轻时，刘玉民阅读过《百年孤独》《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这些作品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文学之窗，对他之后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长篇小说《羊角号》是刘玉民在浮来山切身体验后完成的，描写了一棵历经亿万年风雨的老白果树，雷劈不死、水淹不灭、火烧重生，终而化作满山新苗的故事。作品采用的是大写意的手法，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探索者丛书”。

刘玉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一部长篇小说能达到怎样一种境界？长篇小说《过龙兵》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这部被誉为“植根于人性深处的生命诗史”的长篇，刘玉民将其视作自己五十岁后的代表性作品。

五十岁前是五十岁后的铺垫，五十岁后是五十岁前的继续和发展。《过龙兵》中如果没有融进自我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无论如何是写不到现在这个样子的。

“《骚动之秋》是一棵大树，《过龙兵》则是一棵更大的树。《过龙兵》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刘玉民说。

获奖光环的背面

刘玉民希望自己的创作是丰富的，有个人，有他者，有当下性，有永恒性，有底层叙事，有形而上的思考……这大概才接近多层次生活的本身。

无论使用哪种文学形式写作都无须自傲或自卑，一部作品的成就、地位，从来都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水平和影响。刘玉民认为，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

完成《过龙兵》之后，受郑板桥《潍县竹枝词》影响，刘玉民曾放下手头创作计划走遍全省，写出了《山东竹枝词》一书。

其间，他还进行过多种艺术形式的文体实验。多年来，刘玉民深耕散文领域，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有可爱的幼女、小猫咪，还有自然景观、人文风物、历史古迹等，涉笔成趣。

近年来，他多被冠以诗人、书法家的称号，一切有迹可循。

青年时代，刘玉民利用管理图书室的机会，饱览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及《中华活页文选》，读到精彩之处便抄录下来。

优秀传统文化已融入刘玉民的生活与意识中，他也从中探寻生命的真谛。刘玉民经常写“上善若水”四字，且独具个人风格。他尤其擅长隶书与篆书相结合的书法创作，他认为自己的书法整体是隶书，但是加了篆书的细节，别具味道。在他看来，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先有篆书后有隶书，两者结合，才有文化传承的意味。

他的书法自成一体，吸收与呈现的皆是最地道、最全面的传统文化性格与精髓。刘玉民的书法作品现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书画卷》和《齐鲁艺术名家·书法卷》。

“以前一直认为写作是一种事业，总是被追求成就的雄心驱使，现在我想把创作的过程内化为生命体验的表达。”刘玉民认为自己的人生才开始起航。

刘玉民对文人画有一番自己的心得：历史上的文人书画，是与民间书画、宫廷书画并存的独立派系，作者多为士大夫阶层，讲究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的完美和诗、书、画、印的统一。作家当然也包括在这个圈子之内。

有些作家靠才情，但最重要的要有本领、有根底。

“我们现在看到的李白、苏轼、陆游、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可以为证。当代作家中也有不少书法高手，问题在于，现在不少作家喜好舞文弄墨，却只满足于挥洒才情，不屑于临帖等基本的训练和学习。”他说。

刘玉民正准备出一本书，用自己的古体诗配上自己的书画，让文学与艺术尽可能完美地融为一体。他亦追求“文墨并重，墨因文而珍，文因墨而精。”刘玉民对自己的古体诗词创作要求也十分严格，在初步选中的五十首诗词中不过只有一二十首还算令自己满意。

郑板桥或许是刘玉民人生中的一个标杆，他曾在文中提及，郑板桥《诗抄》“后刻诗序”有一则为“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最初读到这段文字时，刘玉民的心灵曾为之一震，后来每次读起或者议起，心中禁不住荡起一层涟漪。“精品至上”无形之中成了他的一种意愿和信念。

刘玉民始终认为作家要以不变应万变，要有学习与沉淀的定力。作品要想历经千年的检验，作家应该有清醒的头脑，听天命、尽人事。一个人能在文学壮阔的长河中留下一点痕迹、将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捧给读者，就已经令人满意了。

从生命的原乡出发

海洋环境带来的浪漫文化气质以及儒家传统对刘玉民创作具有独特的影响。出生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刘玉民在文学世界中则用一个更大、更具辨识度的地理坐标标记自己。

或许正如董宇辉在“我的文学之路”中说的那样：“我瘦弱地走在跌跌撞撞的暗处，无人问津，没有认同。直到文学让世界看到了我，了解了我。”

胶东那片土地成长了一批很有影响力的作家，如曲波、冯德英、峻青、王润滋、张炜等。他们用笔描写熟悉和热爱的土地，那里隐藏着他们最本真、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恰好是成就一部好作品的基本要素。

正如他在《从生命的原乡出发》一文中谈到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原乡，我的生命原乡是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一个濒临黄海的小山村。那里有我生命的第一声啼号、第一行脚印，有我的痛苦与快乐、成长与认知——对世界和人生最初的也最本真的认知。”

如果说获得茅盾文学奖真的有什么别的影响，这位作家觉得，那就是过早知道了被彩票砸中的感觉。此后漫长的余生，无论成就几何，他都能想象出那种感觉。

讲述这些过往时，刘玉民平静而又谦和。如今，他渴望灵魂的舒展和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渴望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表达通道，书画、古体诗词都是如此。

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传统文化领域，全身心进行中国画和书法的探索，这大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巧妙而智慧的另一股性格力量的传承：归于平淡、自在而为。

他已两鬓斑白，不必像年轻人一样忙于给人生寻找出口，作为一名写作者，刘玉民尤为珍惜且珍视“此刻”，倚赖的是现实而非浪漫空想，鬓角自然也可以是他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