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四大社会陷阱揭秘：避之则安，远之则顺

少年时，读水浒，执着于江湖好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快意恩仇；而到中年时，放下戾气，再读水浒，却发现江湖社会陷阱重重，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在此总结了水浒江湖的四大陷阱，好汉们有的为此付出生命，有的失去家人，还有的失去原本富足的生活，我们在生活中可要小心了。

陷阱一：男人莫犯“溜骨髓”

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没有爱情只有奸情的小说，确实小说中的正常女性没有几个，大多都扮演了负面的角色。

所以，宋江在亲身经历了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

宋江的话，前一句没有问题，后一句需要修正一下，“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不仅惹人耻笑，而且还会为此轻则丢了前程，重则丢了性命”。

在小说中，宋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像私放罪犯这样的事儿，他绝对不是第一次干，小说中写到一个小小的孔目都能翻云覆雨，押司也是一样的。

那为何私放晁盖就翻车了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犯了“溜骨髓”，若不贪图阎婆惜的美色，也不会当上逃犯。

所以，到后来，他才总结出好汉切记莫犯“溜骨髓”三个字。

再者还有如西门庆，阳谷县的大财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生活滋润，但就是有一毛病，犯了“溜骨髓”，结果勾搭上了武松的嫂子，最后被武松结果了性命，再有泼天的富贵又有何用呢？

所以说，男人莫犯“溜骨髓”，避其一，远离灾祸。

陷阱二：所谓的“好友”要小心

梁山一百单八将选择做贼寇，虽大多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但各自有着不同的境遇。

有的因官逼民反，如林冲、武松；有的被自己逼上梁山，如晁盖等七星；还有的则是随大流，跟着别人上梁山，如吕方、郭盛、李俊等人。

上述这些好汉上梁山也算得上适得其所，但有些小众群体，他们并不愿意做贼寇，只因轻信好友，最后却是被好友骗上了梁山，这部分好汉算是最冤的。

比如美髯公朱仝，他先私放晁盖，后又私放宋江，再后来又放走了雷横，最后自己还因此吃了牢饭，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愿去做贼寇。

可悲的是，他曾经视为兄弟的人，不仅不理解他，而且还千方百计地设计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去做贼寇，对他穷追不舍，最后他被逼到无路可走，只好上了梁山。

再如病关索杨雄，人虽然怂点，但那么多年都过来了，如果没有石秀，他会过一辈子怂人的生活，这也是一种人生。

但自打石秀出现后，他的生活就彻底被搅乱了，最后被石秀搞得家破人亡，还背上了血债，不上梁山，还有何处可去。很显然，杨雄是被石秀逼上梁山的，这样的兄弟有没有都无所谓了。

诸如此类的，还有如徐宁被汤隆骗上梁山，张顺把安道全逼上梁山，林冲被发小陆虞侯骗来骗去，秦明也被宋江耍了。

所以，有时候警惕一下身边的“好友”，或许可以远离灾祸。

陷阱三：执着于社会身份的悲剧

何为社会身份？在等级制度中，社会身份就是在社会上的位置，凭借强大的社会声望而获得某种特权。

梁山有几位好汉的社会身份很有辨识性，然而到最后他们不仅想要的身份没得到，还失去了原来的身份。

比如卢俊义，他本是河北大名府第一等长者，要财有财，要名望有名望，只因宋江觊觎他的社会身份，吴用便出手将他赚到了梁山。

当然，他的人生看似被梁山陷害，实则早有内祸。管家李固与贾氏通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最后要治他于死地的人是李固，而非梁山好汉。

不过总之卢俊义因梁山的介入而失去了原来的一切，上梁山后，他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身份的重建，凭借高识别度的原有社会身份，他在江湖社会拿到了第二把交椅。

四大征后，他又凭借梁山立下的战功拿到了朝堂世界中的身份，看上去，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似乎得到了回报，但从结局来看，这是得不偿失，如果他不曾过分执着于身份的认同，或许还可留一命。

宋江的人生与卢俊义也是一样的，都是过于执着一个合法的社会身份，最终都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相反，那些能够放下社会身份的好汉，比如浪子燕青，小旋风柴进、混江龙李俊、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等好汉，他们都主动选择放弃了即将拥有的社会身份，反而结局相对温和。

人活着，有时候不必太执着于社会身份，选择放下或许是一种解脱。

陷阱四：仗义的代价

梁山在第一代寨主王伦时代，并没有什么口号，就是很纯粹的打家劫舍；到第二任寨主晁盖时代，梁山有了“聚义厅”；再到第三任宋江时代，则改为了“忠义堂”。

梁山历经三任寨主，也经历了从弱到强的过程，说到功劳大小，当然宋江最大，因为他创造的江湖影响力最大，而他的秘诀就是“义气”二字。

韩非子说：“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其中的“宜”是应该的意思，所以，所谓“义”，也就是本应如此。

当“义”与情感相联系时，便产生了义气，所以，所谓“气”，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亲密联系。如，义父义母、义兄义弟。

这种以拟血缘方式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都是有目的，或为了生存，或为了生活，或为了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如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朱元璋的二十多个义子等，同样，梁山一百零八将，也是如此。

加入梁山的好汉，大多都本着“义气”二字，他们大都生活于边缘社会，不是流犯，就是山贼，瓢泊江湖，孤存无依。

“义气”让他们聚集在一起，成为彼此的依靠，既缓解了他们对生存的恐惧感和焦虑感，也增强了他们的存在感和归属感，这也正是晁盖时代“聚义厅”存在的原因。

但宋江当了寨主之后，虽然打着“义气”的旗号又召集了一批豪杰，但“义气”的性质却在慢慢被稀释，“仗义”逐渐向“仗忠”过渡，这也是“忠义堂”更名的原因。

江湖总是充满未知与险恶，宋江走江湖时，山贼、黑店、市霸、黑渡都让他碰了个遍，最后却都能化险为夷，靠得都是他讲义气的名声。

但宋江的价值观和信念决定了梁山的最终走向必然是招安，这也就注定了“义气”的味道会越来越淡，直至消失。

招安后梁山对外进行了四大征，宋江明知这是朝廷“以毒攻毒”之策，但他仍然接受了，他想用“义气”的力量换取“忠义”的资格。

在征战江南方腊时，梁山好汉开始大批死亡，朝廷的“良策”开始奏效，纵然宋江最后拿下了方腊，但仍难免落个被杀的下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梁山“义气”的消失。

当征讨方腊结束时，梁山好汉仅剩三十二人，在回京的路上又辞去五人，回京接受封赏时已不足三十人。

更何况，打完方腊后，朝廷又将他们分开安置，不少好汉又选择了弃官而去，只剩下宋江及其亲信们的“义气”，其分量又有多重呢？

所以，此时，朝廷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毒杀宋江、卢俊义，因为再不会有兄弟来救他了，梁山“义气”缘尽于此。

从上述可以看出，宋江以“义气”之名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但又以“义气”之名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他对兄弟们的许诺成为泡影，自己也为此搭上了性命，可见，“义气”二字也是有代价的，不可轻言。

综上所述，人活着，不必过分执着于江湖社会，否则很可能掉入陷阱。水浒四大陷阱，避其一远离灾祸，避其二人生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