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VS《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西戏曲大团圆与悲剧对比

爱情作为文学的母题之一，自古希腊伊始便引领西方的诗人们在阿弗洛狄忒的照拂下写出涓涓诗句，引领中国的诗人们记录下有着草木水汽般清新迷蒙的爱情赞歌，直至今日仍是无数创作者的神思源泉。

其中，尤以貌美赤诚的青年恋人间曲折的爱情故事最受人青睐。大概是青春与美貌为主人公镀上了一层琉璃般完美脆弱的光环，当读者看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苦难时，就如同看到精致器皿上的丝丝裂痕，更能唤起内心深处的珍惜与悲怜。

古今中外，历来不缺乏描写此类爱情故事的作品。但当我们要谈论这类作品中极为出彩的代表时，便不可避免地谈论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王实甫的《西厢记》。

前者是莎士比亚作品中几乎家喻户晓的一部，剧中主人公通过对白所表达的真挚且充满诗意的爱，具有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张力，让每一位读者为之动容。

后者则被清代以来极有威望的文学理论家金圣叹称为《第六才子书》，与屈原的辞赋、庄周的哲理散文、司马迁的传记文、杜甫的诗歌、施耐庵的《水浒》并列才子之书。其艺术价值与美学地位可见一斑。

两部作品作品虽属于两种迥异的戏剧系统，且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仍不乏共通之处。

一、封建背景下女性受到的桎梏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人公朱丽叶·凯普莱特，与《西厢记》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都是成长在一个颇有权势的贵族家庭中的女子。她们生活优渥、容貌姣好、身处上流社会，是令人"艳羡"的存在。但恰如茨威格所说"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朱丽叶与崔莺莺所要付出的代价便是以自由作为筹码，来交换可以使家族地位得到巩固的资源。而在所有的自由中，女性受到的最关键性压迫便是性自由，主要体现为爱情自由。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一幕，莎士比亚便借由凯普莱特家族的仆人之口说出："对了，娘儿们的性命，或是她们视同性命的童贞。"以此来表达彼时社会的传统观念对女性性自由的压迫与束缚。

《西厢记》中老夫人更是从行动与精神两方面严格地约束着莺莺，连"黄莺儿作对"，"粉蝶儿成双"的自然景色都不让莺莺看见，怕引起"春心荡。"

爱情，是人类走出自我的闭环探知他人情感与灵魂的重要部分。爱情可以让人在向外接触他人的同时也向内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并使人格逐渐趋于完整。爱，既是令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也是不可或缺的生命之轻。

因此，凯普莱特家族为表达对维洛那亲王的诚意而将朱丽叶许配给亲王的侄子帕里斯，老夫人为维护所谓的"大家风范"而禁锢莺莺，是反人性的。可或许正是这种封建大家长的观念，更加激发了两位女主人公的反叛心理，让她们渴望通过爱情追逐到在家庭中难以得见的自由气息。

但与此同时，她们手持着爱的花枝与之战斗的对象是两个极其冥顽不化的家族。凯普莱特一家为了家族尊严可与蒙太古家族相互仇视数年，由主人到仆人都被这仇恨浸染。老夫人端得是疼爱女儿的姿态，实际上则更加在意"无犯法之男，再嫁之女"的"相国家谱"。这些成见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两位女主人公坎坷命运里的冲突性。

二、承载着自由精神的双姝

莎士比亚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西方正兴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罗密欧与朱丽叶》便在人文主义的浪潮中应运而生，成为一部携带着反封建精神的爱情悲剧。

文艺复兴时期，一批出色的知识女性涌现出来，站在了人文主义者的队伍中，如伊索塔·诺加罗拉、卡桑德拉·费代莱、劳拉·切蕾塔等。15世纪时，著名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比桑更是大胆提出了"妇女城"的思想，设想了一个完全由女性来管理和统治的王国。

因此，朱丽叶身上的自由精神，有一部分是同时代女性抗争精神的缩影。她与等级森严，成见深厚的旧观念作斗争，实则也体现了人文主义者们打破思想禁锢与旧藩篱的渴望。时代的精神，凝聚在这个看似纤弱的女子身上，透过她与罗密欧之间不顾一切的爱情，发出呐喊。

无独有偶，《西厢记》这部作品，也是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作品中倡导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自由观念是其核心思想之一。

彼时中国虽未发生一场同文艺复兴时期同等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作者王实甫所处的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时期。时局的动荡使传统礼教制度发生了变化，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交融在一起也对旧的儒学观念产生了冲击。莺莺这一最早出现在唐代元稹笔下的女性形象，终于穿过历史洪流，来到了让自己大放异彩的王实甫笔下，在眉眼流转间，替那个时代的人们唱念出希冀自由的心声。

朱丽叶与崔莺莺作为生长在东西方两片不同土壤上的双姝，虽仍未完全挣脱封建观念的枷锁，但她们勇敢清丽的身影，充满魄力的性格，除了为文学带来了新的血液，给读者带来了诗意的美感。也为同时代的人，乃至其他时空中每一位受压迫的人带来了力量。

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是将两位女子引入了不同的方向。故事的结尾，朱丽叶在咸腥海风吹拂的大地上，拥抱着爱人逝去。他们携手面对死亡的凄美，让读者在悲痛之余略感慰藉。而另一端的崔莺莺则在经受瑟瑟清秋中遥思爱人的折磨后，终于"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如愿嫁作张生妇。

她们命运的不同，是两种文学传统施力的结果。

三、西方的悲剧传统

莎士比亚的戏剧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传统，在古希腊悲剧中，主人公通常是比一般人好的、高尚的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主人公都是出身贵族，容貌出挑的青年，且都有着宝贵的品质。朱丽叶纯洁忠贞，勇敢不屈。罗密欧善良正直，热情直率。他们二人，是传统的悲剧主人公的类型。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性质是对一个严肃、完整以及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其中，严肃的标准是将可怕的事物和可怜的人结合在一起，以此在逆境中凸显人物精神，引发观众的恐惧和悲悯。

那还有什么是比厄运和仇恨更令人恐惧？抑或还有什么比一对天真纯洁的恋人囿于世俗被迫死去更令人觉得可怜的呢？也正因如此，他们在磨难中表现出的无畏，让读者更能感受到二人抛下绵亘数代的成见的崇高精神，使爱情悲剧得到人文主义上的升华。与此同时，自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开始，西方的悲剧就有着"殉难者"的传统，譬如众所周知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也依循了这一传统来刻画这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年轻爱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死亡将整部作品的悲剧氛围推向了巅峰，他们的结局是西方文学传统下最典型，也是最能表现其斗争精神的宿命式结局。

四、中国戏曲的"大团圆"传统

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写到："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西厢记》这部作品。

不同于西方认为的，应当以悲剧来使人们在恐惧中产生思考，并进行自我检讨，从而产生对道德上的正确引导。中国的戏曲更多地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生活中难以实现的"圆满"享受，来消解疲惫的生活与生活烦恼。并通过"有情人终成眷属"、"正义总会到来"的美好，来引导人们心怀希望，为人良善。

中国文化受儒家影响深远历来强调"中庸之道"，建筑物要有对称中和之美，情感的流露也要避开极端的悲痛或狂喜。因此，崔莺莺与张生的美好结局，是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传统的。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由来已久，但直至元代才广为流传。其中不乏王实甫笔力深厚，文采斐然的原因，却也不能说与"大团圆"式这一百姓喜闻乐见的结局全无关系。

也正因为国人对这种结局的偏爱，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说："中国人没有产生过一部严格意义的悲剧。"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流变各不相同，中国戏曲惯常在悲痛绝境留下转圜的余地，给予观众一种"柳暗花明"之朗然体验，也不失为另一种美感。

东西方文学传统的不同，除却体现在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的命运上，还体现在剧作家对作品结构安排上。王实甫的《西厢记》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用五本二十一折的唱片连台本戏来讲述故事。剧情曲折，情节绵长。缓缓将崔莺莺、张生爱情故事中的纠葛往来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种缓慢，与中国戏曲的传统有关。中国戏曲采用诗的语言，并注重"意"的渲染，因此剧作家会用大量的韵句来勾勒场景，描绘心理。在《西厢记》中，仅重叠式复音词便有353个，大部分为形容词。也正因为这些重叠式复音词的存在，使得念白听起来更加婉转动人，别有韵致。

且中国戏曲情节上大多存在程式化的特点，"才子佳人""白脸奸臣害忠良"等，故而比起情节，观众更专注于戏曲演员的表演。因此剧作家在创作剧本时，必须要考虑到作品应当适合唱念，所以难免会为了韵律上的完美而将戏曲写长。

加之中国的戏曲舞台与西方的写实型舞台不同，中国的戏曲舞台往往弱布景，而依赖于演员的表演，营造出"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千军万马"的情境。给了戏曲创作者更多的创作空间，可以写出多场景、跨时间的情节来。

而莎士比亚在编排《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将二人相见至相恋至死亡这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凝缩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至于凯普莱特家族与蒙太古家族的往日纷争，则通过在戏剧对白中穿插交代。

这很难让人不想起古希腊时期最经典的两部作品《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对时间的安排，它们虽为长诗，但前者集中描写了特洛伊战争最后几十天内发生的故事。后者也仅选取了奥德修斯十年返乡路中最后一年零几十天里的经历来写。西方文学紧凑把握故事时间跨度的传统，由此便可溯源。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一书中谈论到戏剧时间的编排时，便明确指出："悲剧力图以太阳的一周为限，或者不起什么变化。"

后来的古罗马戏剧家贺拉斯在自己的著作《诗艺》中也提出戏剧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保持情节的张力。"的观点。莎士比亚的创作有明显受到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影响的痕迹，他大量使用奥维德《变形记》中的古代神话，并创作了一系列以古希腊罗马为背景的戏剧作品。

因此他在作品的编排上表露出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戏剧传统，并不令人意外。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现实因素。莎士比亚创作的时期正值英国戏剧繁荣的时候，剧团必须输出夺人眼球，充满戏剧冲突的剧本才能抓住观众的目光，从而得以生存。

这就要求了戏剧不能过长，也不能过于注重对景象和意境的刻画，而应当多聚焦于行动。基于以上差异，才导致了这两部作品在结构安排上呈现出了不同形式。也造就了两部具有不同风情的经典之作。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写下的一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如今常常被人拿来引用。但对《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分析，恰恰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悲欢的共通性。虽然有着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但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着对自由与爱的渴望，以及无上的勇气。这也正是文学的责任之一，即通过描写，在爱与思的领域重塑可以让人类彼此共情的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