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套均分8.5的中国通史，读者对它的评论大多都是“耳目一新的历史读物”“一口气读完太过瘾了” “重构了我的历史观”。
这套书就是杨照先生所写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那么这套书为什么能获得大众读者如此高的评价呢？其实就在于“新”。
一方面，当下我们认识历史的角度变得更多元，我们摆脱了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事迹和政治、军事、外交大事即等同于历史的认知模式，也能够从社会、心理、文化层面剖析某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从历史区域的整体演变考察中国的农业格局和军事格局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此外，后续不断的考古发现、史料挖掘，更是产生了新的认知。
而杨照，就是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让当下的读者们读着今天的人用今天的新视角所写的中国历史。他用过去一百年历史学和考古学为我们带来的革命性的新发现，引导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近日，我们邀请到历史学家杨照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结合杨照所写的“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图书，以“历史、现在与未来”为主题开展深入对话，共同探讨中国历史、历史学研究的认识和理解。
以下就是本场对话的精华部分。
1
要替这样的一个时代
设计一种讲中国历史的方法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这套书，缘起于杨照在台北敏隆讲堂连续开设五年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系列”课程，杨照用十年的时间完整讲述了两遍，又用五年时间整理成文字，才有了这一套中国通史的出版。
那么杨照为什么要写这套中国通史？在讲述中国历史时是怎么考虑和构思的？他从三个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解答。
首先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对他在年少的时候学习历史有过巨大的影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前面有一篇非常有名的长达2万多字的一篇引论，当中有一个论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我们如何讲中国的历史。
除了牵涉到我们对于历史的各个不同的环节的研究跟认识之外，一定要考虑到当代的需求。因为不一样的时代有不一样的读者。我们不只是需要介绍怎么样认识中国历史，还需要去创造出一种特别的形式，这种形式与时代的需求相关。
“所以我在2007年开始讲这个中国通史的时候，我心里有非常强烈的一种时代感。我希望就像钱先生提醒我们的，要替这样的一个时代，设计一种讲中国历史的方法。”
杨照
其次，杨照认为，讲历史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弄清楚每个时代的历史，它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也就意味着他在讲中国通史的时候，不会专一于像中国政治沿革史，中国制度变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史、中国的思想史这样单一的领域，而是有更灵活的一种选择。
例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做的示范，从殷商到周代，讲一个封建制度如何形成；到秦汉，将政治作为重点；从东汉以下，历史的焦点转移到社会上；到宋代，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讲整个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变化。
所以杨照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不只“有血有肉”，更是对不同的时代有清楚的个性的呈现，这是他的第二个原则。
最后，杨照讲到，他希望在他的这套书里面，可以把过去以来许多学者孜孜矻矻地、辛苦地挖出的所有史料和所做的特别的、新鲜的史学研究的成果，能够呈现在书中，这也是跟一般教科书或者是一般的知识教育理念中会呈现的历史所不一样的地方。
2
讲中国考古的故事
让更多的朋友思考中国历史
杨照曾经表达过，他自己有一个遗憾，当年是想当一个考古工作者。《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第一册“中国是怎么出现的”，基本都是在讲考古，似乎也是在弥补这个遗憾。
杨照始终认为，如果没有近百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对上古中国的认识就不全面。
而许宏从2009年—2019年，作为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多年亲历考古发掘现场，对于考古对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体会更加深切。
许宏谈到，我们关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在这100年里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源于考古学。
2021年，我们隆重地纪念了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但是我们是以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为起点的。百年之前应该说考古学是作为一门显学进入到大众的认知系统的。
古史辨、疑古学派，对于整个中国上古历史进行全面检讨，疑古过甚，这样就导致我们国人的感觉是“上古茫昧无稽”，完全不知道我们以前本来笃信不疑的那套上古神话传说框架被打乱之后，究竟该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舶来品的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它在最初诞生的时候就是要解答中国是怎么来的，我是谁，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东方和西方、中国和西方究竟有怎么样的差别等等这样的大问题。
许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衣食足然后知礼节，考古学逐渐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出现了像杨照这样的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且积极向大众介绍包括考古学在内的研究成果的人。
关于杨照这套《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许宏认为最难得的就是杨照带领大众所做的关于方法论的思考。
“我们现在在写面向公众的书，是因为不满足于我们年轻时候受的史学教育，那是一种灌输式的、给我们标准答案式的教育，而现在我们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问题该怎么看，为什么这么看，而杨照老师写的书和我写的书，告诉大家的只是我们个人眼中的历史。”
杨照也回应了许宏的说法，比如以1921年作为中国考古学的起源，既毫无疑义又充满争议。
毫无疑义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否定仰韶村的考古挖掘划时代的意义，在这之前中国考古学没有像样或者说足可以拿出来的成就。
彩陶盆，1957年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出图。图源：国家博物馆官网
但是为什么又充满争议呢？这里就牵涉到安特生，这不仅是一个瑞典人到中国进行的考古挖掘，更因为安特生所提出来的中国文明外来说，或者是西来说，在整个考古学界，尤其在当时那个疑古的环境下，几乎被当作是最新鲜的，也是最科学的。这也成为了后来整个中国考古学界的发掘跟这件事情中间的复杂纠结。
杨照还举了安阳考古挖掘的例子，参与安阳挖掘的这群人，被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人留在大陆。这两代的人都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都在做抢救考古，考古在技术、工作以及田野上面所需要的人力太多了，以至于考古资料和考古报告一直不断累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沉淀、去解读。
参与安阳挖掘的重要人物，从李济以下又有一部分去了台湾，然而他们则完全相反，有一身的经验，却没有任何的机会进行中国考古的挖掘，因此他们只能把原来的这些资料一直反反复复地进行咀嚼，进行研究，进行钻研。
“这也就像我跟许宏老师的巨大差别。正因为我们没有自己下手去挖掘过，没有一锄一锄、一铲一铲地把这个文物挖出来。所以我们所知道的，让我们比较敢说可能是怎么一回事。
我相信包括我在《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第一册里面所讲的三代考古，里面一定有很多部分跟真正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专业学者看法是有出入的。
但是我只是希望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讲中国考古的故事，让更多的朋友思考中国历史。有这样的兴趣的时候，读者会知道有一群考古学家，他们正在用这种方法，一直不断地在帮我们累积可能你想都没有想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解释。”
3
考古学家想出来什么
才能挖出来什么
杨照曾说，历史不可能只有一个真相，历史其实是一套大推理。作为史学研究者，他必须要小心翼翼地面对所有的资料和线索，然后在重重荆棘一般的环境当中去做自己的判断。
许宏也曾经提到过苏秉琦先生讲过“考古学家想出来什么才能挖出来什么”，在对二里头宫城的发掘，也是先有想法再验证的，因此二里头宫城的发掘，又被称为“想象的宫城”。
许宏认为，考古学这种号称“文科中的理工科”的学科特别讲究思辨和逻辑。没有想象，就根本没法用蛛丝马迹，用非常零星破碎的资料来拼合出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接近史实的那个图景。
二里头铜爵，图：《考古中国》
可以说，推理和想象力对于考古、历史研究意义重大。
许宏讲述了二里头宫城发掘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推理、想象力与实际考古工作的结合。
“（二里头的发掘）到我们这代，我们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最想了解的就是这群人他们怎么来筑这样的城，建这样的大聚落？最重要的肯定就是所谓宫殿区。这个宫殿区我想它是王室禁地，不应该是开放的，不应该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来溜达的。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学术信念，我觉得它应该有个围子，无论是夯土墙还是栅栏、还是壕沟，它一定要有围子，把它跟外界隔离开来。
我翻阅前辈留下的考古记录，发现他们已经发现的宫殿建筑和大路，这个大路就在宫殿建筑的墙外，他们之间已经再不可能有什么城墙和壕沟了，外边是一些一般的小房子。道路是城市的骨架，也是功能分区的一个分界线，如果是有宫城的话，宫城墙就应该在这儿。
但是这个宫殿建筑的东墙外就是大路，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宫殿建筑的东墙本身就是宫城的东墙呢？这是我的一个大胆假设，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团队小心求证，用洛阳铲来钻探，果然就像我想的那样。原来这个宫城，它就是利用已经建好的宫城东墙建了这个宫城。
顺藤摸瓜，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中国第一个大十字路口和中国最早的宫城，再通俗一点就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就在我和我的团队手中发现了。所以我的第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里面有一小节起的名字叫“想出来的宫城”，这就是推理和想象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杨照分享了他一路学历史的心情，很多人都觉得学历史很无聊，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历史是最不可能无聊的，如果历史就是固定的、有标准答案的东西，那干嘛还要再学历史？”
他希望读者能够感觉到他们在做历史研究时，并不是在抄书，然后把标准答案再重新讲一遍，在历史中，有太多吸引力可以投注我们的想象力和推理的能力。
除了推理和想象力，杨照提出，还有两样东西对于学历史的人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的历史教育过程当中经常被忽略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合逻辑。所谓合逻辑包括人的动机和人的行为之间会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做了什么事情，接下来会产生什么事情，必须有一个非常合逻辑的想象。因为历史不只是从前提经过推论得到结论，通常历史是倒过来的，我们只知道结论，但是我们要回去推出这个推论的过程和前提，这样我们才能够还原到底历史是怎么来的。
另外一件事情则是需要非常熟悉人的行为。比如中国的传统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重视人物，可是我们对于人物能够产生的影响，有的时候过度夸大了。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通常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即使是个人，他必须有一个集体的发挥空间，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集体行为的基本规范及基本模式。
所以想象和推理还是必须要落实在逻辑，还有对于人，即什么是人、个别的人、还有集体的人的现象当中。
4
考古学的“发现之美”与“思辨之美”
在对谈的最后，杨照和许宏也对学习历史，尤其是想学考古方向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些建议。
杨照建议做历史工作可以适当学习哲学、逻辑学这样的学科，可以不是正式的专业学习，但是一定要有逻辑能力。另外还可以多读小说，在小说中去认知人的各种不同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除了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希望大家能够多读一些西方的史学著作。
许宏认为兴趣还是应当放在第一位，他分享了自己在山东大学当教师时期的一个故事。
当时，考古学并不是一个热门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无论家长还是同学，更多还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读那些经世致用的、被认为有用的学科。他在当辅导员的过程中意识到，强扭的瓜不甜，如果他的学生不愿意干考古，他决不做所谓的思想工作。考古是一项艰苦的学习，大量的工作是扎扎实实、默默无闻的，除非喜欢，否则不要进这个门。
许宏在网络上与年轻人交流面对许多人说愿意学考古，也是先劝他们把考古当成一门爱好比当成毕生的职业要好得多。
同时许宏也讲述了考古闪光的一面。
考古学有两大美，第一个美是发现之美。在考古发掘中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现什么；第二大美是思辨之美，通过逻辑、推理、思辨、材料加推导过程得出结论，这个中间的逻辑链条是最重要的。不光是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更重要的是告诉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的，以及为什么我们这么看。
许宏曾在一个访谈中对北大考古女孩钟芳蓉同学说：“不应该有任何心理压力，当你哪一天不喜欢考古了，你完全可以不用考虑任何人怎么看，而是跟着感觉走，甚至跟着心灵走。只要你喜欢，你一直干下去，这就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如果要有年轻人想学考古，他想说的也是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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