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欲的悲歌讲什么?《无欲的悲歌》:人最困难的,还不是去死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会将大奖授予彼得•汉德克这位集剧作家和小说家身份于一身的奥地利作者,理由是“他以独创性的语言探索了人类经验的边界与特性,影响深远”(瑞典学院授奖词)。

今年77岁的汉德克,在1966年以剧本《骂观众》一举成名。在其迄今为止的创作生涯中,作品风格和形式经历了几次较为明显的变化:

60年代
汉德克以创作戏剧作品为主,包括《骂观众》、《自我控诉》、《卡斯帕》等,均以颠覆传统戏剧的形式探索新的戏剧可能性,具有很强的实验戏剧色彩。
70年代
汉德克开始转向“新主体性”文学,写出了《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无欲的悲歌》、《左撇子女人》等探寻自我的小说,“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
80年代
汉德克直面社会现实,写出《痛苦的中国人》、《试论疲倦》、《试论成功的日子》等作品,表达对生存困境的反思,对艺术传统价值缺失的叹息。
90年代
受到苏联解体、东欧动乱、南斯拉夫战争等外部环境的影响,汉德克将焦点转向战争,写出《梦幻者告别第九国度》、《形同陌路的时刻》、《我在无人湾的岁月》等反思战争和人性的作品。

本期选取作者70年代的中篇小说《无欲的悲歌》为对象,尝试在这部小说中探寻汉德克在由“语言实验叙事模式转向近乎写实的自传性文学”后,所表达的对个人在群体规范中遭受的人性扭曲与异化。

《无欲的悲歌》出版于1972年。自母亲1971年自杀后,汉德克便开始着手写作此书,他一改以往激进、批判的叙述风格,回归到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半自传体的形式描写母亲被异化的人生,被德语文坛视为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

在2016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汉德克坦言:“《无欲的悲歌》讲述的就是我母亲的生与死,它是一个真实的编年史,这些描写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正因如此,它成了我作品中最成功的一部。”

在小说中,汉德克以母亲生与死的故事,表现了人在异化的生活环境和刻板的语言系统中是如何被逐渐规训和扭曲而失去个性与人性,又是如何从一个鲜活的、敢于尝试的人变为一个被迫安于现状并最终对生活和人生失去欲望的人。

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保持了一种较为客观冷峻的态度,并以夹叙夹议的独特结构道出人类对多元化、个性化生存形态的向往,以及对过度单一化的行为和语言规范等社会桎梏的谴责与反思。

在小说开头,51岁的“母亲”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主人公“我”想写写关于母亲的一生,却又在在麻木悲伤中迟迟难以下笔。

这种游移不定的矛盾心理,被作者用一种意识流式的语言表述为:“自己正经历的这些是不能理解、无法言语的,只有如此,方能让人感到那惊骇是有意义的、真实的,一旦有人提起,就马上会感到无趣,所有的一切突然间重归空虚。”

显然,汉德克在书写这部小说时,也有着与主人公同样的心理状态:他意欲通过文字来揭开母亲甚至人类在陈旧的社会道德和呆板的生活范式的束缚下所存在的困境,却又认为用文字来表达这种困境会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似乎只有真正在脑中思考、回忆时,它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另一方面,这种心理感受的产生其实是源于与母亲的人生困境达成了共鸣,此时的作者,是作为所有人中的一员,同样需要面对生命的困惑。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无欲的悲歌?

一方面,短暂得到了欲望的释放和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汉德克笔下的“母亲”出生于一个“但凡有点有用的东西都归教堂或贵族地主所有”的地方,家里的财产“少得要倾尽心力才能勉强保住”。

因此,极度贫穷的经济条件,导致女性出身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开始就是致命的。这种致命性不仅包括义务教育完成后的教育终止、社会对女人恭顺无能的要求,更指涉了重复无望的乡村人生。“对女人来说,所谓未来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战乱使得原本稳定温吞的社会状态得到了松动,而社会中的个体也有了流动的可能。

此时,正处于年轻时期的母亲因有一种活泼的天性,选择逃离家乡,来到柏林。在战乱中的大都市中,母亲体验了被簇拥的感觉,见识到全民公决的模样,享受着都市里的灯红酒绿,长此以往被禁锢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另一方面,因时运的变化,再次回到原本的生活状态中,欲望被覆盖,自由被束缚,希望被扑灭。

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又恢复到原样,就连城市里的社会状态也不可避免: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刻板僵化,个体无法拥有自我,“所有的人际关系形式都已经成为非常有约束力的规则,以至于个别的、对别人多表示些许体贴的行为都成为违背这些规则的特例”。

母亲的命运当然也不能例外,甚至被迫卷入一种每况愈下的状态中:未婚先孕之后被抛弃,进而在临近分娩时嫁给另一个男人,和他“日复一日用同样的方式与同样的事打交道”,后又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回到家乡,重新过起儿时枯燥、恭顺、琐碎的生活,最终在身患疾病的痛苦和孤独中,以“自杀”的决绝方式对自由做出最后的抗争。

整体而言,汉德克在《无欲的悲歌》中流露出对人在社会强有力的具有束缚性的规则下,个性被阉割甚至剥夺的反思与批判。

例如“如果有谁谈的是自己,而不是信口东拉西扯,那就会被人说成古怪。个人的命运就算真能够发展得与众不同,其中的个性也会被磨灭得只剩下梦里的支离破碎,被宗教、习俗和教养的规程弄得疲惫不堪,弄得个人身上几乎就看不到什么人性的东西;个性只是作为骂人的词而为人所知。”

显然,这些具有反思和批判性的句子已经脱离了汉德克在60年代的激进语言风格,以一种克制、理性的形式将质问和嘲讽融入对母亲人生故事的描述中,让人读后具有一种浸入内心的对集体规范、个性泯灭等社会与人生问题的警醒和思考。

更进一步地,汉德克将被剥夺了个人故事和个人情感的人们比作“怯生”的马,“几乎不再说话了,或是变得有点神经质”。

但回到乡村的母亲,并没有彻底变得胆怯,而是开始看书、看报,尝试找回自我。她对书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见解,但在阅读中她得到了苏醒,第一次袒露自我和谈论自己,“随着阅读和谈论,她沉陷其中又带着一种全新的自信重新浮出”。然而文学并没有让她拥有独立的个人意识和帮助她彻底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所以她仍受制于身边环境和他人目光的影响。

在小说中,晚年受困于身体疾病的母亲,在身处与丈夫无言可诉的孤独境地中,常常抱怨生活难以忍受,且脾气变得暴躁严厉。

对于她而言,“活着成了一种酷刑,但她同时又惧怕死亡”。所以在文章末尾,母亲的自杀情节并没有被描述为一种激烈、悲壮的形式,而是被安放于日常的生活细节中,仿佛那种死亡是平静的、幸福的、心甘情愿的。

然而,或许只有那些被平静生活之下的暗流所困住的人们才能理解,在抗争与纠结而无解后,无奈、安静地放手也是一种无言的反抗。

关于小说标题中的“无欲”,汉德克在文中有一句间接的阐释:
“你彻底不再期待了解个人的情况,因为你不再渴望探询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空洞的套话,回答也空泛到不再需要人了,有物就够了”。

小说中的母亲已经开启了自由和独立的意识,却又被时代洪流和庸常生活所反扑,并重新回到原来噩梦般的生活环境中度日如年,导致生活的各种欲望被磨损至近乎消失,当人被剥夺了自由和个体特性后,也就只剩下一具行尸走肉了,这正是“无欲的悲歌”所具有的内涵。

而这种悲剧的来源,不仅与教育的缺失、生存技能的薄弱有关,更在于整个社会对女性生存发展的漠视、各种僵化观念对人们自我意识的禁锢。

文章最后,主人公在母亲自杀后赶回家乡的飞机上,“无法自拔地融化在一种柔软的狂喜中”,这种狂喜中固然也有悲痛,但更多的是对母亲命运和困境的深刻理解与宽容,也是对母亲在经历各种痛苦后寻得解脱的一种感同身受与欣慰。

对比奥地利的知名作家,从作品的写作技巧上看,汉德克小说的叙述风格显得克制而冷峻,并运用了元叙事的方式,偶尔让小说中的“我”刻意站在远处对故事进行评论和解释,仿佛母亲是与“我”毫不相干的一个人。这种写作方式甚至像一篇散文,将故事之下的深刻洞见和思想娓娓道来,在作家中较为少见,显得卓尔不群。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甚至直言:“汉德克是活着的经典,他比我更有资格得诺贝尔奖。”而同为奥地利的作家的托马斯·伯恩哈德,则惯于运用长句进行表达,并以夸张、幽默的风格来呈现人类的各种社会问题,与汉德克的写作技巧具有不同维度。

对于自身作品的所关注的问题,汉德克曾坦言与上述两位作家有明显区别:“我在作品当中所研究的问题并不是我对故乡的态度和关系的问题,我的作品主要涉及的是关于“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创作这些作品并不是因为奥地利这个国家而写的,其实托马斯·伯恩哈德和耶利内克两个人可能更多在作品当中体现了他们跟这个国家的关系。”

的确,在《无欲的悲歌》中,汉德克正是通过母亲的人生故事,来聚焦人的存在问题。他没有以一种夸张、激烈的形式来表现母亲内心的挣扎,反而用一种缓慢、平静的笔调去刻画母亲自杀前所度过的平淡生活,从而将生活表面之下隐藏的内心的虚无、绝望慢慢牵出,技巧高级而深刻,这或许是国内大部分作家在刻画存在主义题材时所无法企及的。

曾经在《骂观众》、《卡斯帕》等剧作中激进不羁的汉德克,在经历母亲的去世和时代的流变后,开始观照生活,观照人应该如何存在的问题。

其实,人的真正死亡,并不是生理上的消亡,而是人失去各种欲望和自我意识的那一刻。

至此,汉德克在《无欲的悲歌》中给我们的这些提醒和启示,对于身处“社畜”困境和焦虑时代的人们,或许会是一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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