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60后童年的饥饿记忆

作为60后，我是一个临近退休的人。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人在鼓吹六、七十年代中国人虽然吃不饱，但精神很饱满，很怀念这个时代。我不知道写这些文字的人是否与我一样是五、六十年代的人，如果不是，那还是不要写或者没资格写这样的文字，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道听途说、看文字资料都不足以真正的了解这个时期的困难。有诗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不否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取得的成绩，如苏联支援下的初期工业基础、“两弹一星”、腐败较少等，但也不要一味的肯定、歌颂甚至怀念、想回到那个年代，有的人想借此全盘肯定毛泽东时代、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是不讲一分为二和辩证法的，是开历史倒车和极“左”的表现，作为老同志表示：不敢苟同。

在此，我谈谈刻骨铭心的童年饥饿记忆吧，使大家能更好的了解和理解那个时代。这是我数十年来也没忘记的真实经历，不吹捧，也不贬低。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家住一个公社的铁路边上，铁路上叫工务段八工区，是两个车站之间的维护一段铁路的工人居住点。我小时候父亲是该工区的班长，虽然工区的工人一般只有十余人，但班长要具体带领工人维修铁路，保障铁路安全运行，既是技术骨干，也是基层小头头，工作很辛苦。

　那时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私人卖粮是“投机倒把”，抓住一律罚没、批斗。对城市人口实行粮食定额供应，以粮食局发的粮票为依据定点购买。粮票分为全国、省、市级别，分别只能在规定范围使用；粮票还分粗细粮，比例大概是三七开吧，细粮就是大米、面食，粗粮是包谷粉，很多时候还搭配红苕、甚至搭配红苕藤。粮食、肉食、布匹、白糖等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实行票据定量供应，甚至买自行车也要供应票，没有供应票买不了东西。这是当时计划经济的特色，但生产落后、效率低下，所有物资严重供应不足。当时叫社会主义继续革命，不允许私有制、自由市场的存在，甚至不允许私心存在，把私有制、市场、乃至私心都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全民“斗私批修”、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苏联领导赫鲁晓夫称土豆加牛肉就叫共产主义了。

　我们家当时有五人，只有父亲的粮食定额高，但平均定额很低。铁路工人是高体力劳动者，工人有较高的粮食定额，父亲的月粮食定额是43斤粮票，在当时是很高的了。母亲在街道工厂工作，作为一般市民粮食定额是26斤，我们三兄弟作为儿童就只有市民的一半。

　父亲的工资不高，大概47元吧，当然物价也低，记得凭粮票供应的大米0.142元一斤，猪肉凭票0.75元一斤，但没有票到“黑市”购买价格就翻倍、甚至几番。父母亲的工资加在一起也不多，还要资助老家农村，没有钱去“黑市”购买粮食、肉食。我们三兄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家里生活困难，吃白米饭是很少的，常常是米饭中加红苕、蔬菜等，有时候是红苕汤、包谷糕糕，吃面条就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

记得我读初中时因为较远，中午也要复习课文，所以一般不回家，抓几把米加几块红苕用饭盒到学校蒸饭，很多同学都这样。有一个要好的同学父亲是国营食品公司经营站杀猪的，能够顺一点边子肉放在饭盒中蒸，下课后同学一起到食堂拿饭盒时，就他的饭盒肉香扑鼻，大家很是嘴馋，难忍口水潺潺。我们比较要好，他也经常给我顺一点肥肉边子，红苕饭中加一点肥猪肉，混着自制豆瓣吃，当时觉得真是美味啊。

　父亲单位在当地肉食品经营站每月定量供应半斤猪肉。当时人都吃不饱，猪肉当然是瘦多肥少了。因为肥瘦不均，只能肥瘦搭配后采取阉坨坨的办法来解决。三弟常常怪罪母亲抓阉手气不好，尽阉瘦肉回来。有一次他不让母亲去，自己去抓阉，幻想着阉肥肉回来过嘴瘾，结果还是瘦多肥少，当即气愤不过放踹耍泼躺在地上大哭，滚了一身泥尘，至今还是家里的一桩揪心的笑话。

　为了吃肉，当时家里还每年喂一头猪，主要是母亲利用铁路边小地块种红苕、牛皮菜等喂猪，很多时候我们三兄弟也要在放学以后到外面割野猪草，有时候不小心把食指割出血，留下了永久的伤痕。自己养大的猪，国家政策不允许自己杀来吃，违反了要受到处罚和批斗，必须交到经营站，然后返回一部分肉和肉票。记得有两年把猪养大后，父亲没有把猪交到经营站，头天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死了，也不见伤口，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办法做到的（估计是用电），然后给经营站报猪病死了，就不必交到经营站了，自己把肉用盐淹上，十余天后晾干用锯木面、柏树枝生火烟熏成金黄色，这就是农村老蜡肉了——家里吃的最多的猪肉。

　吃新鲜猪肉很多时候都要一早排队购买，虽然有定额肉票，但供应紧张，过春节前甚至要头天晚上拿上被盖、睡椅到经营站门市前守候一夜，才能凭票买到肉，至于很想要买到肥肉就碰运气和人熟了。我也经历了几次这样的守夜。寒冬腊月啊，屋外的温度近零度，很多时候只能在椅子上迷糊一会，有时候大家找废旧木柴烤火一夜，或是拽瞌睡到天亮，一晚上下来感冒了也是有的。

　因为吃肉，狗也遭殃。当时家里习惯养狗，我放学老远看到它就飞奔来接，摇头摆尾，舌添脚爬，激动非常，热情十足，但连续几条狗都在长大后就被人“谋杀”了一一晚上出去后就再没有回来，成了他人的盘中餐、腹中食，令人扼腕叹惜—-多好的狗狗，也不忍心打，便宜了“狗东西”啊。

　这还是有城市户口的粮食和食品供应，虽然吃不饱、吃不好，但基本定量还有，而农村就更困难了。有一次暑假中舅舅从资中农村老家来，我们三兄弟都没有回去过，所以很想去农村看看、感受农村的新鲜。我和小弟随舅舅回到了资中老家农村，舅舅家十一人，八个孩子，还有外公。五、六十年代国家鼓励生育，提倡“人多力量大”，农村家庭生七、八个很多。舅舅是生产队长，安排社员劳动、打工分、分口粮等都是他的份内工作。我们是第一次到舅舅家，全家人都很热情，住最好的床—-木架床上铺谷草搭竹编凉席，房子是低矮的茅草屋、土胚墙，晚上点煤油灯，周围漆黑一片，蚊子嗡嗡不断。吃的也是尽量照顾，但吃得真是比我们家更差，很多时候是吃包谷坨坨、包谷红苕糊糊，吃干饭是盼天盼月，吃面条是过节盛事。我与小弟整天饿得不行，腹中悾悾，有时候就去偷生花生、生红苕吃，没几天小弟就受不了，给我说要回去。我们住了不到二个星期吧，就迫不及待地走了---我再次回去是外公去世时，那时已经是七、八年后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农村包产到户后有很大的变化，吃饱是没有问题了。

　童年的饥饿记忆，至今不能忘怀。而现在因为有了多年的高血脂、血压偏高、血糖偏高、尿酸偏高，对肉食兴趣是大减，医生更说要挑肥食瘦、少喝肉汤，但这些是童年时代梦想而不得的，前后反差之大、反映之强烈，令人不甚感叹、不甚唏嘘！

　现在思考起来，毛泽东时代为实现 “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抓阶级斗争、斗走资派，大搞斗私批修、消灭私有制、消除剥削，工农业生产吃大锅饭成常态，竞争和激励机制缺乏，造成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逐步丧失，生产成果与劳动付出不成比例，人们出工不出力，同样的土地上劳动成果稀少，能够分配的成果更少，人们生活极度穷困、生存艰难。这是欲速不达、适得其反、过犹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