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鹤》用一个“借腹生子”的故事,讲述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

在众多华人作家中,严歌苓一直是一位多产且备受关注的作家。“她的文笔,自带灵魂。既对人性冰冷的鞭辟入里,同时对生活热烘烘的去热爱”。

《小姨多鹤》是严歌苓书写的一部跨越了几十年历史,极具传奇色彩的一部长篇,讲述抗战结束后,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女子竹内多鹤在逃亡中幸运生存下来,被卖给东北某户人家儿子进行传宗接代,作为一个生育“工具”与一个中国普通家庭之间长达三四十年的情感纠葛故事。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借腹生子”、“传宗接代”的故事,但故事背后却折射出对“人”生存的道德关怀与人性的深度思考。

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将个人生活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冲突作为故事背景,通过多鹤个人生存经历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高于政治意识、阶级利益和一切乌托邦的个体存在的强烈生命本真意识。

《小姨多鹤》用一个“借腹生子”的故事,讲述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

剧版多鹤

毫无尊严的生育工具人——多鹤

《小姨多鹤》的故事始于二战结束时期,二战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画上句号。面对日本的战败,在中国的东北也就是日本人一手炮制的“满洲国”里,滞留在中国的日本国民开始集体自杀和逃亡。

16岁的日本少女竹内多鹤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死去后,并没有选择自杀,相反她选择了在死亡的夹缝中努力生存。为逃避苏联大兵,多鹤在逃亡中遇到了中国民团,被民团抓去装进麻袋,以一角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张家。

当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苟安成为了选择题,二者只能选择其一,是何等痛苦抉择?一个没有容身之处的遗孤女,身心必定承受巨大的屈辱和煎熬。然而,多鹤作出了牺牲生命的尊严,选择了生存的苟安,成为张家的生育工具,这无疑是多鹤生命韧性的体现。

张家是东北的一个普通家庭,儿子张俭的妻子朱小环因在日军的侵略中,失去了肚子里的孩子和终身生育能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俭为了满足父母”给张家接香火“的愿望,不得不与多鹤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但他既没有与朱小环离婚,也没有与多鹤结婚。在张家,她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名分的“日本人”。

然而,作为中国人的“仇敌”,多鹤的身份注定了她在张家的不幸。

《小姨多鹤》用一个“借腹生子”的故事,讲述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

敌国的遗孤在中国的国土上,恰如“过街老鼠”。就连她的“丈夫”张俭也因她的日本人身份憎恨、仇视她。可多鹤并没有因此而心生怨言,她只是默默无闻,力所能及地做好她能做的一切,把生活过得尽量精致。

她坚持每天为丈夫洗袜子、擦鞋子,晚上睡觉前跪在地上给丈夫洗脚,把家里人的破烂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把家里的物品有条不紊地摆放起来.....

但多鹤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得到张家的认可,张家最初的本意是在多鹤“生了孩子,就把她撵出去”。所以当多鹤生的双胞胎长到半岁时,张俭带着孩子和多鹤出去玩,乘机狠心地丢弃了多鹤。张俭的抛弃无形之中暗示多鹤完成了张家“接替香火”的重任,她工具似的“子宫和乳房”已经毫无用处。被丢弃的多鹤曾想过一走了之,但她对孩子的牵挂使她在一个月后,辗转回到了家中。

多鹤先后为张俭生了三个孩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日本人多鹤必须消失,所以多鹤成为了孩子们的小姨,而张小环则是孩子们的妈妈。这种身份和称呼错位背后,多鹤扮演了三十几年“亲母不是母”的尴尬暧昧角色,受尽了作为母亲的不公平待遇。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不是张家人的责任,也不是孩子们的责任,是时代,是历史的责任。多鹤的悲剧是战争造成的,人们因为战争去受难。

《小姨多鹤》用一个“借腹生子”的故事,讲述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

边缘人多鹤像一只负重跋涉的牛,默默无语地在人生的坡道上攀行。小说中我们常读到多鹤背着很重的木桶或者是帆布工具包,低着头,奋力前行的样子,这个形象,活脱脱就是这个任务所具有的内在精神的直观表达。

这份隐忍的生活态度使得多鹤从容地面对一系列悲剧,使得我们在哀叹她不幸的同时,忍不住对她赞美,作为一个人,她所生发出来的宽容、坚韧和善良的本性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

作为大历史中的一个小人物,受尽苦难而不厌,多鹤最终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张家人和子女的尊重和爱。

《小姨多鹤》用一个“借腹生子”的故事,讲述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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