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推荐：《杀死一只知更鸟》值得好好去读！

我想，律师也曾经是孩子。——《杀死一只知更鸟》引查尔斯·兰姆

美国最广为阅读的种族相关的书籍，中学生的必读。获得1961年普利策奖，88部“塑造美国的图书”之一，1962年被改编成同名奥斯卡获奖作品，《杀死一只知更鸟》至今依然是为人瞩目、引人深思之作。这里，我们将探索小说的创作主旨、涉及主题，以专业、细致、客观的眼光剖析这部作品。

一

叙述充满了挑战，因为[李]必须做一个街头小孩儿，看疯狗、闯鬼屋，又得同时敏锐地观察正义的运行过程、法院不合时宜的陈旧体制。她的美丽之处在于……信任视野、感知对她的引领。——艾伦·戈甘纳斯

小说的开始讲述了芬奇家族的祖先，康沃尔卫理公会的西门·芬奇，为了逃脱英格兰的宗教迫害，定居在阿拉巴马、致富、并违背教义买了奴隶的故事。

故事的主要部分发生在三年大萧条期间阿拉巴马州一个虚构旧镇梅康镇。六岁的斯库特与大她四岁的兄长杰姆·芬奇和丧妻的父亲、中年律师阿提克斯一起生活。一年，男孩迪尔来到梅康镇找他的姨妈过暑假，杰姆和斯各特与他成为朋友。三个孩子被他们的隐居邻居所深深吸引，那个隐蔽人士叫做布·拉德力，令人生畏。梅康镇的人们不愿谈及布，在许多年后也没有人见过他。孩子们则利用谣言编造了各种故事，推测背后隐藏的玄机，并设计一个计划引他出门。在之后的两个暑假中，三个孩子发现，有人屡次在拉德力家外的树上留给他们小礼物。有时，布会向孩子们示好，但从未亲自出现过。

阿提克斯被法院指定为汤姆·鲁滨逊辩护，后者是一位黑人，他被控强奸一位白人少女梅薏拉·尤厄尔。虽然许多梅康镇人表示反对，但阿提克斯同意为汤姆辩护，有的孩子因阿提克斯而嘲笑杰姆和斯各特，称他们的父亲是“爱黑鬼的家伙”。斯各特甚至被挑衅为她父亲的荣誉而打架，而父亲告诉她别这么做。阿提克斯面对一群想要将汤姆处以私刑的人，由于斯各特、杰姆和迪尔的突然出现，使得暴徒们不得不被迫从阿提克斯与汤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倍感羞愧，四散离去，危机得以化解。

因为阿提克斯不想让孩子们出席汤姆·鲁滨逊的审判，斯各特、杰姆和迪尔只能从有色人种观礼台上悄悄旁听。阿提克斯透过证词指出原告梅薏拉和她嗜酒的父亲鲍伯·尤厄尔撒谎，是梅薏拉主动诱惑汤姆，而她父亲为此对她大打出手。虽然汤姆的无辜显而易见，但陪审团依然判他有罪。当绝望的汤姆越狱被杀时，杰姆与阿提克斯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虽然鲍伯·尤厄尔胜诉，但他的名声扫地，他气急败坏的誓言报复。鲍伯当街淬了阿提克斯的脸，并试图闯入审判法官的家和骚扰汤姆·鲁滨逊的遗孀。最后，一天晚上，当杰姆和斯各特从学校的万圣节盛会回家的时候，鲍伯突然对他们痛下毒手。杰姆的胳膊在打斗中折断，但在混乱中，一位陌生人出手救了孩子们，这位神秘人将杰姆扛回家，斯各特认出他就是布·拉德力。梅康镇的警长来到并发现鲍伯·尤厄尔死于缠斗。警长与阿提克斯进行辩论，试图确认杰姆和鲍伯俩人谁该负责。阿提克斯最终接受了警长的观点：尤厄尔摔到了自己的刀上。布请斯各特送他回家，在道别之后，他再度消失，斯各特之后再也没见过他。站在拉德力的门外，斯各特为他们无法偿还之前的礼物而深表遗憾。

二

一个标志，它的情感仍然出奇地强大，因为它一直没有受到评审。——克里斯托弗·米特斯

种族游行

虽然自出版以来，小说大获成功，但它并没有像其它美国现代小说那样获得评论界的关注。一篇论文估计销售比例与分析文献的对比是100万比1。可能这本小说之所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是因为它仍是本畅销书，而大众读者则不认为分析性评论是必要的。

自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哈珀·李出了名地与小说的解析划清界限。然而，在一封少有的致编辑的信件中她写道，在小说获得热烈反响时，她还是要给出主题的一些见地：“显然，傻子都可以看出《杀死一只知更鸟》没有明说任何荣誉和规范守则，它的伦理是基督性的，这也是南方人的共同财富。”

小说最大的表现力存在于南风的生活与种族歧视之中。第一部分是有关孩子们对布·拉德力的好奇，以及对周边地区感到安全与舒适的故事。李在叙述梅康镇的人或事上细致入微的描述令我印象深刻，有人因为这一点将小说归类为南方地方浪漫主义。这种情感突出表现为李通过南方种姓制度来解释孩子们的所有行为。斯各特的姨姨亚历山德拉将梅康镇人的优缺点与族谱归结，而叙述者则将事件与角色都建立在细致入微芬奇家族历史和梅康镇历史的基础上。还有一个例子：很明显梅薏拉·尤厄尔无力承认自己占了汤姆·鲁滨逊便宜，斯各特对“好人”的定义是好心肠，并尽力而为的人。南方的传统与禁忌似乎比人物特征更加对剧情有推动作用。

对于小说的第二部分，哈丁·勒梅认为“有教养的白种南方人这样对待黑人真是腐蚀灵魂般的羞耻啊。”小说出版当年，许多评论家认为《杀死一只知更鸟》是关于种族关系的小说。阿拉巴马州的两起种族事件影响了故事创作：罗莎·帕克斯在公交车上拒绝向白人让座，导致1955年联合抵制蒙哥马利公车运动；当奥瑟琳·露西与波莉·梅尔斯被阿拉巴马大学录取后，引发了1956年动乱（波莉·梅尔斯最终放弃，奥瑟琳·露西则被开除，但与1980年得到恢复）。

《杀死一只知更鸟》电影剧照

书中黑人强奸是一个标志，是对“神秘、脆弱、神圣的南方女性”的一种伤害。在当时，任何黑人男性对白人妇女的性接触都会被起诉，并判处死刑。汤姆·鲁滨逊的案件陪审团是穷苦的白人农民，虽然绝大多数证据证明前者无罪，但陪审团依然做出有罪的判决，并得到了受过教育的、相对温和的白人市民的支持。不但如此，《杀死一只知更鸟》中的黑人是残疾的，不但导致他难以实施犯罪，也象征了他在其它方面的限制。罗斯林·西格尔将汤姆·鲁滨逊归入了南方白人作者笔下常出现的黑人形象：“愚蠢、可悲、无助、依赖白人的善待，而不是靠自己的智力求存。”虽然汤姆逃过了私刑，但他在越狱时受到了更大的打击，被射了十七枪。

种族歧视的主题在小说中也以象征方式出现。例如，阿提克斯必须射杀疯狗，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或许那条狗就代表了梅康镇的歧视，而阿提克斯则站在荒凉的路上将其射杀，必须孤立无援地与种族主义做斗争。他也独自出现在私刑暴徒们的面前，以及在审理汤姆案件的法庭上。李甚至使用了梦幻般比喻手法将杀疯狗的场景映射到了法庭上。梅康镇真正的疯狗是种族主义，它拒绝承认汤姆·鲁滨逊是个人……当阿提克斯向陪审团陈述时，他实际上暴露在陪审团与镇民的愤怒之下。

最后，以《杀死一只知更鸟》为书名确实有一点令人惊异。可是，在本书中，知更鸟并无实际意义，而不过是象征性的，与续篇的命名一样。本书故事是邪恶毁灭了纯真，而知更鸟便是纯真的象征，故“杀死一只知更鸟”就代表着毁掉纯真。或许，哈珀·李在书中援引的：“我想，律师也曾经是孩子”也是一种对于纯真的丧失吧。一切现在的失去、悲痛，都是因为那“曾经”的不幸吧。亦或，正是因为曾经幸福过，现在才会这么的不幸。李告诉我们的，是南方的种族歧视的写照，黑人们不公的、被湮没的曾经。

三

就《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精彩而言，哈珀·李勾勒的经济问题，不但是种族——小社区内的白人、黑人——而且还有阶级。我是说“不同的”黑人、白人，从穷苦白人到上流社会——整个社会的结构。——李·史密斯

南方的生活和种族问题是书中最为突出的主题，但是许多其他的主题也值得讨论。

在1964年的一次采访中，李称自己渴望“成为南阿拉巴马的简·奥斯丁”。奥斯丁和李都对社会现状做出挑战，并将个人价值置于社会地位之上。当斯各特在家里羞辱穷困的同学沃尔特· 坎宁安时，她家的黑人厨子卡布妮亚对斯各特进行了惩罚。阿提克斯尊重卡布妮亚的判断，在小说末尾甚至为她辩护。他的妹妹，受人尊重的亚历山德拉姨姨强烈要求解雇卡布妮亚，阿提克斯却表示反对。斯各特有一种“奥斯丁风范”，李和奥斯丁两位作家共同认定主张社会秩序、顺从、礼貌、不论个人社会地位如何都对其表示尊重。

李对阶级与种族的写作手法相对复杂，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将种族歧视归罪与“白垃圾”头上。李展示了性别与阶级是如何增强歧视、禁闭忠言、并将美式观念中种族歧视与隔离的缘由复杂化。李使用了中产阶级的叙述口吻，这种文学手法对读者的亲和力更强，无论对方阶级或文化背景如何，并制造了一种难以忘记的感觉。从斯各特和杰姆的视角出发，书中描写了战前保守的杜波斯夫人，身居底层却行为相反的尤厄尔、坎宁安，富有但被排斥的道儿福斯·雷蒙德先生，卡布尼亚以及其它黑人社会成员。也便是阿提克斯的警戒：若没有设身处地、就不要信口开河；这使得他们对人们的动机与行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小说对不同种类的勇气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因此而著名。其它同学对阿提克斯的侮辱使得斯各特在冲动下对其进行攻击，反映了后者试图保护他的意图。阿提克斯是小说的道德中心，然而，他向杰姆教授了关于勇气的重要课程。阿提克斯告诉杰姆，勇气就是“当你在一开始就身处逆境，但依然出发，并坚持到底”；这预示了阿提克斯为汤姆·鲁滨逊的辩护，以及杜波斯夫人决意戒除吗啡上瘾。

查理斯·希尔兹是目前唯一为哈珀·李写长篇传记的人，他认为小说之所以经久不衰、影响深远，是因为“它升华了人的尊严、对他人的尊敬，这都是最基本的、普世的”。阿提克斯教训斯各特说“你永远不会真正理解他人，除非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设身处地，置身其中”；这体现了他的怜悯之心。当听到梅薏拉·尤厄尔的证词时，斯各特思索了上述教诲。当阿提克斯问梅薏拉是否有什么朋友时，后者表现出极大的困惑，斯各特推断出她一定比布·拉德力还要孤独。在布·拉德力救了俩人的命，斯各特送他回家时，她站在门廊外，从布的角度回顾了三年中发生过的事情。虽然小说写了悲剧、不公、心碎、失去，但它依然充满了勇气、怜悯、以及人类进步的历史观。

小说中也涉及到了性别角色、成文与不成文的规矩。

正如李通过杰姆的成长来探究种族主义与社会不公，斯各特则体会到作为女性而言的意义；书中几位女性角色也影响了她的成长。斯各特在性别上与他父亲和长兄的不同使得她可以通过女性的观点和深度来看待问题，在打成一片的同时，又可以置身于外。斯各特主要的女性榜样是卡布尼亚和她的邻居莫德小姐，两者都是意志坚强、个性独立、保护他人。梅薏拉·尤厄尔也对她产生了影响；斯各特目睹她通过迫害无辜者来掩饰自己对他的占有欲。在女性角色中，批评斯各特不守妇道的人物，也是最支持种族歧视也阶级观点的。例如：杜波斯夫人因斯各特的着装而对其进行惩罚，指责她败家，又侮辱阿提克斯对汤姆·克鲁斯的辩护。通过加入卡布尼亚与莫德小姐的女性元素来平衡阿提克斯与杰姆的男性影响，一位学者写道：“李逐渐展示了斯各特是位南方女性主义者，通过使用第一人称叙述，她显示斯各特/简·路易斯在儿时对成长为南方妇女的困惑。”

缺失的母亲与暴虐的父亲是小说的另一主题。斯各特和杰姆的母亲在他们记事之前就离开了，梅薏拉的母亲去世了，拉德力夫人对布的幽闭保持沉默。除了阿提克斯以外，许多父亲被形容为施虐者。鲍伯·尤厄尔被暗示曾经对他女儿进行性侵，拉德力先生将他的儿子锁在屋内，直到他被人遗忘。鲍伯·尤厄尔与拉德力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阿提克斯所不具备的男性形象，而小说则指出这种男性和差会里虚伪的妇女一样，会将社会引入歧途。阿提克斯与众不同，体现了独特的男子气概；一位学者称：“对于拥护传统男性的个人英雄主义、勇敢、以及对社会正义与道德的知识与献身精神的男子汉们，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的正义。”

就小说中影射的法律问题，特别是法庭之外的事情被法律学者所关注。克劳迪亚·达斯特·约翰逊写道：“两位法律学者在杂志上收集到的评论文献比所有来自文学学者的都多。”他引述了19世纪作家查尔斯·兰姆的话：“在我来看，律师们也曾经是孩子。”约翰逊注意到即便是在斯各特和杰姆的儿童世界里也会通过在手上涂唾沫的方式来立约定规矩；阿提克斯则与孩子们讨论法律问题：鲍伯·尤厄尔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合理的。许多社会规范在象征意义的法庭上被侵犯了，道儿福斯·雷蒙德先生娶了黑人妇女生育了跨种族的孩子们，因此被社会所抛弃。梅薏拉·尤厄尔因亲吻汤姆·鲁滨逊而被她父亲痛打了一顿。而布·拉德力被人遗忘，这个惩罚远远超过任何法庭的宣判。斯各特也常常破坏规矩，并受到处罚，例如：她拒绝穿百叶裙，称亚历山德拉姨姨“发疯地”让她穿衣服，让她感觉到自己被套在了“一个粉色的棉花监狱里”。约翰逊称“小说是研究杰姆和斯各特是如何体察社会法则的复杂性以及这些法则所阿建立的体制与关系是如何失败或维护这个小世界的人们。“

四

我想自己发誓，当我长大成人时，要像阿提克斯为汤姆·鲁滨逊那样做善良而崇高的事情。——斯各特·图罗

这个成长的故事由简·路易斯·“斯各特”·芬奇讲述，语言风格在开始时十分儿童化、幽默、怀旧、天真，但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渐变得晦暗、预兆性和批判社会性。小说多次运用到哥特式细节描写，探讨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偏见，也探讨了关于童年和成熟的过程。因为故事由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讲述，作者可以在讲述事情时不带有明显的个人意见，把它们留给读者去理解和作出结论。但是，很明显作者坚信书中角色带有偏见的那些行为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人以及掌权者都认同这些行为。这本书的名字来自阿提克斯给用气枪打鸟的孩子们的忠告：“鹣鸟你们尽可以打，但是要记住，杀死知更鸟则是一种罪过。”（第十章，第103页) 鹣鸟是北美很常见的一种鸟，通常被认为是残忍的害鸟，而知更鸟则只是用“它们的心唱歌给我们听”。从比喻的意义上说，书中的几个角色可以被看成是知更鸟，并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却被人攻击。知更鸟代表着纯洁无辜的人，当你杀死它的时候，就好像在杀死无辜的人。

在小说中有几位被随意或故意践踏的无辜者，汤姆·鲁滨逊是其中最主要的例子。然而，学者克里斯托弗·米特斯将知更鸟与布·拉德力联系了起来:“虽然斯各特在小说开始的时候调戏布作为自己的娱乐，但她最后明白布是个‘知更鸟’——一位内心纯洁的、值得保护的人。”故事的最后一页描述了斯各特将阿提克斯教训她的道理与布·拉德力、汤姆·鲁滨逊的事件相互关联的故事，并看到人物是如何被误解的；“当他们最后看见他，为什么他并没有做那些事情……阿提克斯，他是个好人，”作为回复，“绝大多数人都是啊，斯各特，当你最后看到他们的时候。”

小说探究了对无辜者的践踏，这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甚至会因此失败，小说则在此问题上使用了悲剧的元素。在探究每个角色是如何应付他们个人的失败时，李设立了一个框架来去判断人物是英雄还是愚昧人。她使用这种判断来引导读者，在不加掩饰的羡慕与尖锐的讽刺之间来回。斯各特在差会上被其他妇女嘲笑、谈论、八卦，“反应出了一种对其他种族自命不凡的殖民主义态度”的同时“表现出高贵、虔诚、良善”。这种经历可以说是一种反讽。与之相反的，是当汤姆的案件败诉，众人散去后，阿提克斯缓缓离去，而孩子和列席的黑人们则全体起立，安静地等待阿提克斯走出法院以示对他的尊重。

与此同时，书中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布”在小说中很少露面，但孩子们对“布”的态度的变化是衡量孩子们从童年的天真发展为具有承认的道德观的重要尺度。开始时被残暴的父亲摧毁而足不出户的“布”在孩子们眼中代表了恶魔的恐怖，而随着“布”不断向孩子们赠送小礼物，为杰姆缝补了裤子，他在孩子们眼中的形象也逐渐真实起来。到小说最后，“布”从鲍伯·尤厄尔手中救出了斯各特和杰姆时，在斯各特眼里，“布”已由一个鬼魂变成了一个人。“布”象征了人类的高贵善良品质，尽管曾经受伤害，但内心的纯洁善良贯穿于他整个生命。

五

在南北战争和重建后最为重要与动荡的时期，《杀死一只知更鸟》问世了。毫无疑问，虽然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30年代中期，但小说仍然从50年代角度出发，喊出了变革时期的冲突、紧张和恐惧。

《杀死一只知更鸟》探索了社会背景中的许多主题，如抉择：作为一个父亲和一个律师的抉择、作为一个雇佣者的抉择、作为一个法官的抉择、作为一个保护者的抉择、作为一个人的抉择；如阶级：增强歧视、禁闭忠言、并剖析美式观念中种族歧视与隔离的状况；如勇气与怜悯：“当你在一开始就身处逆境，但依然出发，并坚持到底”、“你永远不会真正理解他人，除非你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设身处地，置身其中”。

虽然它饱受赞扬，但是依然有谴责之声。有人说“作为小孩儿书，它没问题”，也有人说“她在攻击我的文学底线”。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哈珀·李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她将人性最脆弱的、最不堪一击的、最耻为人见的、最难以启齿的部分，抖落在了阳光之下。作家创作的是作品，读者窥见的是世界。

他们当然有权那样认为，他们的观点也有权受到完全的尊重，但是在我能和别人过得去之前，我首先要和自己过得去。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原则，那就是人的良知。

除了恐惧本身没什么可恐惧的。

勇敢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

除非你穿上一个人的鞋子，像他一样走来走去，否则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

没有必要把你懂的所有东西都说出来。那很不淑女--再说，人们不喜欢他们身边有人比他们懂得更多。那会让他们很恼火。你说得再正确，也改变不了这些人。除非他们自己想学，否则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么闭上嘴巴，要么就使用他们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