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讲什么故事?我的《金瓶梅》阅读经历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三次阅读《金瓶梅》的经历,是一个对这部旷世奇书的欣赏逐步升级的过程。

十年前初读《金瓶梅》,我的看法跟毛泽东当年把这部书推荐给各省委书记看时说的一样:“《金瓶梅》不尊重妇女。”而且不尊重一切本来我们认为一本正经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读这部淫书,印象太突出了。

隔了两年再读《金瓶梅》,是跟第八次阅读《红楼梦》同时进行的。这次的阅读经验至今依然深刻在心。这两部书美丑对比太强烈了,当时心里就把这两部书做了这样的对比:《红楼梦》是我们童年记忆中的故乡,《金瓶梅》是当下世界的险恶江湖;《红楼梦》让我们做梦,《金瓶梅》让我们醒来;我们在《金瓶梅》的世界里伤痕累累之后,可以回到《红楼梦》的世界疗伤。

直到去年第三次读《金瓶梅》,感觉真是到了欲辨已忘言的境界。这两部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对哪一部书有了新的感想,就必然联想到另外一部,没法分开,这次依然对这两部书形成新的比照:《红楼梦》是泰山,《金瓶梅》是珠穆朗玛峰。泰山因其尊重而平易人人易于登临,故人气旺;珠峰因其海拔过高令人望而生畏,而一旦登上绝顶却可以看清世情真相,历历在目。《红楼梦》作者是我们的老祖母,《金瓶梅》作者是造物主。祖母对我们是溺爱,造物主是慈悲。对祖母,我们感到亲切,而对造物主,我们只有敬畏。祖母除了对我们溺爱之外实际上并不能教给我们闯荡险恶江湖的本领,而造物主是以万物为刍狗之心锤炼我们一副铁石心肠来面对一切的人间冷暖,从而使我们面对一切境遇时,无喜无悲。

金瓶梅的百年孤独

《金瓶梅》自面世之日即被目为淫书而遭禁,我想无论是对查禁她的官府,还是指斥她的学究,甚至偷尝这一禁果后而羞对人言的普通人来说,淫书只是一个幌子,无非找个讨伐的借口,在这个幌子之下掩盖着的是一种深层的不安,因为缺乏接受这部书的超强的心理素质。因为首先在表层上,《金瓶梅》颠覆了人们对以《三国》为代表的结义兄弟的神话的向往和以《水浒》为代表的英雄崇拜,这两种情结都是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传统精神需要。所谓颠覆,不仅仅是写了一种跟原型不一样的人与故事,更重要的是以其真实可信而使原型显得虚假或过于理想化。《金瓶梅》在人们深层心理上的颠覆,也更让人不安的是,它似乎完全回避甚至根本就是鄙视精神性的东西,因为作者不相信,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以至于看上去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只剩下赤裸裸的性交易,致使人类发明的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显得像是偷吃禁果后的亚当夏娃缝制的那一片遮羞布,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这一点尤其不能被当代人接受。《金瓶梅》让人望而生畏,就因为它太真实,作者仿佛在说,生活就是如此,谁也别装。《金瓶梅》让我们剥尽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就像卢梭说的:“除了身体上的疼痛(和自责)以外,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是想象的。”《金瓶梅》让我们不习惯,是因为我们自“糊涂始”早已经习惯为我们经见的一切附会上一层精神的外衣,尤其是当我们无论作为作者还是读者时,都是这样。

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往往是身为局外人的作者对主人公的感情的想象,而且作者本人也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内心需要来取舍对人的情感描写,就像《红楼梦》里写到未发迹的贾雨村看到甄家丫环娇杏回顾他一眼,便认定那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能识英雄于尘埃,脂砚斋在此处批道:“自古穷酸惯会替女妇眼里取中自己。”而实际上,《红楼梦》本来就是作者在穷愁潦倒的晚年,用自己经过筛选与过滤的童年记忆编织的如梦往事,为自己一颗悸动的悲心营造的一个抚慰人心精神家园,所以写得美而又美,拒绝任何丑恶的东西威胁这个看上去如此温暖的心灵故乡。都说《红楼梦》后三十回遗失,我却以为没写完,学人们根据脂砚斋批语对传说中的“真本”结局的猜想,那是需要《金瓶梅》作者的笔力的,恐怕红楼作者不能胜任,因为西门庆家和贾府只能做远亲,跟江南甄家相反的另一种参照物,而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家人。

《金瓶梅》的慈悲

《金瓶梅》的百年孤独(这种命运我想作者本人是再清楚不过的,而且作者未必不期待百年之后有知音),我以为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

由于后天教育的原因,人们往往事先设定人与事物有真善美与假恶丑之分,而且是想都不想就无条件地先把自己算在真善美的一方。戏剧史上有一种说法:只有在剧院里,好人和坏人的眼泪汇合在一起。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是一种人为的“阶级斗争”。在阅读文学作品或观看戏剧时,人们自以为是站在真善美一方的,再加上党同伐异的本性,于是在心理上排斥书中或戏里被设定为丑恶的人,而且相信作者也是站在自己一边排斥假恶丑的。

当人们遇到《金瓶梅》这样一部书,遇到这样一种对我们早在儿时在慈爱的老祖母讲的鬼故事里就已经形成的最初的善恶观的挑战,自然就手足无措了。虽然《金瓶梅》在开篇以及在词话本的回前诗里一再苦口婆心地劝善惩恶,但是书中没一个好鸟,西门庆家的人干的事没一个“好茧儿”,而且作者怀着无限的兴趣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津津乐道,确实让人觉得作者“坏人心术”——早在《金瓶梅》的同时代就有很多正统文人这么说了。

要理解《金瓶梅》的慈悲的性质,我们不妨从爱(包括男女之爱与亲情以及西方的博爱观念)的扩展,从施爱的主体和被爱的对象的关系,来推导一下《金瓶梅》的慈悲的深广度。如果是一位如花似玉心性聪敏的美少女(比如林黛玉),《红楼梦》作者爱她,我们都爱她,她的母亲自然也爱她;如果是一位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少妇(比如王熙凤),《红楼梦》作者依然爱她(但已经有所保留),我们还会有很多人爱她,她的母亲也爱她;而如果是一位古板严肃毫无趣味的男人(比如贾政),《红楼梦》作者已经敬而远之,我们也很少有人喜欢他,而他的母亲依然爱他;对那些追腥逐臭庸俗透顶(比如贾琏)或愚蠢猥琐或阴险歹毒的男女(比如贾环母子与孙雪娥),《红楼梦》作者已是避之唯恐不及,我们也绝少有人(但并非没有)喜欢他们,而他们的母亲依然爱着他们。以上所有这些人,逐步降级,都不排除还会有人爱。而对《金瓶梅》里那位鸡奸画童的温秀才,恐怕人人都会像西门庆家的人一样斥之为猪狗,弃之如敝屣。而此时仍然有一个人不会把他完全逐出爱的世界——他的母亲。《金瓶梅》作者对他笔下人物的态度,就是以一颗母心包容了所有那些不肖之子。当我读到书中温秀才鸡奸画童事发后,西门庆的妻妾和家人们对那位斯文败类禽兽行径的恶毒咒骂,全都是揭露这个可怜人的最阴暗最悲惨最令人怜悯的处境,忽然意识到这场众口一词的恶口讨伐,谁也没想到竟然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一场无意识的集体辩护时,我的震惊无法形容。可诅咒的人的可原宥之处,竟然来自于诅咒的声音——这种非凡的写法真是旷古未有。而这种笔法在《金瓶梅》里比比皆是。这实在是地藏菩萨的大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不管一个人多么令众人讨厌,哪怕“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全世界都抛弃他的时候,仍然还会有一个人爱着他——母亲。人人都是娘的孩子。母爱是唯一无条件的。而把世间所有的生灵都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爱,这就是一种无限广大的慈悲了,在我们的观念里,只有菩萨才有这种境界。《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菩萨。那一天,我终于明白,《金瓶梅》的世界,远远比《红楼梦》的世界给我们的安全感更广大。前面我把《金瓶梅》比作珠峰,是说它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其实在人文关怀上,把《金瓶梅》比作大地更合适。大地之所以承载万有,就是因为她比什么都低。《金瓶梅》把姿态放到最低,低到人人可以把她踩在脚下,正因如此,她托住了一切人,不让任何一个生灵堕入不可超度的深渊。而就是这样一部书,承受了自己的同胞四百多年的唾骂或误解,接受与追捧者也往往只是盲人摸象。

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从《金瓶梅》里多少人身上看到自己并喜爱和宽容他们,正是检验我们自己人性的丰富程度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兴趣的宽狭程度的标准。我们全都像金瓶梅们一样有着各种各样人性的弱点,而金瓶梅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没有一件不是由于人性的弱点(其实都是求生的意志,尽管常常是妄念)所致。更往深里一层想,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件小小的错事,细究其动机,其实跟一桩罪恶,虽然大小不同,而性质是一样的。《金瓶梅》让我们知道所有人都是我们的镜子,一切人间的美丑善恶都是我们可能的生命经验。虽然《金瓶梅》作者不能,不必也不会教给我们一种处世准则,他也无意于此,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金瓶梅》里学会在更的高境界上超脱地看待人与世界。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善恶相对,美丑相形,或者在根本上,善恶美丑的二分法本身就是他不予理会的。

于是,除了开篇和词话本回前诗里那些障眼法式的劝善惩恶的谆谆教诲之外,《金瓶梅》作者就只津津乐道地讲述那些在悲苦的世界里一刻也闲不下来的人的求生历程,而不再对那些人做任何的道德判断。为了求生,一切都是允许的,只是作者本人对书中人绝不是认同,就像神造了世界与人之后,就再也不干预人间的事了,他只是看着。如果人自己良心过得去,一切都可以做,末日审判之时,天必报应。

而天意往往跟人心相左。为什么老实忠厚的武大郎死于奸夫淫妇之手而纵妇争风的韩道国却可以安享晚年?原来上天只赞助忍辱求生的意志而打击求名者。韩道国知道那天晚上西门大官人要来跟他的老婆幽会,就躲到店铺里去过夜,临走叮嘱老婆王六儿好好对待他们的恩人,是为报答;潘金莲本来是张大户为了近水楼台偷情才赐给武大郎的,而武大郎对金莲的屈辱从未过问,只是刚一听说老婆跟西门庆在王干娘家,就亟不可待地去捉奸,也不管真假,更无论“一块好羊肉落在狗嘴里”的潘金莲跟西门庆本来就是两情相悦而且般配。

跟《金瓶梅》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写法相反,关汉卿的悲剧在题目上即为窦娥叫冤,其实窦娥不冤,你重视名声胜过生命,上天不是满足你了吗?血可以溅白练,而命没了。岂不知张驴儿鳏父子遇到窦娥寡婆媳而欲与之结为老少两对夫妇生一窝小驴儿为张家世世代代繁衍人种的要求,正符合上天好生之德,天经地义,只与窦娥的人心相左,人不能胜天,所以窦娥被毁灭了。窦娥求仁而得仁,又何憾焉?窦娥不是死在贪官和无赖手里,而是死在了关汉卿心里。窦娥求贞洁之名的意志,不过是一种“时代局限性”,或者是一己之私意(看不上张驴儿——而天意不考虑这一点),而并非“永恒的正义”。关汉卿开篇即为窦娥叫屈,实际上是否定了矛盾冲突另一方要求的合理性,只有矛盾双方经过斗争之后哪怕是两败俱伤的结果,才是黑格尔所说的“永恒正义的胜利”。天道跟人道真的不一样,而且往往正好相反。比如孝道是人提倡的人道,之所以提倡,是因为难行。人人都视子女如掌上明珠,而不孝敬老人者大有人在。其实这正是上天把繁衍人种的好生之德赋予人的天性之中了,因为在上天看来,少小者才是世界的主人,而老年人对于生息繁衍的任务已经完成,无用了。而人道,人发明的艺术,都是跟天斗争的历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意无情人有情,而人类历史的无情,冥冥之中正是天意的彰显。

我说这些,都是为了说明,读懂《金瓶梅》,我们需要的不是脉脉温情,而是强有力的广大的慈悲,以及一种与造物同心的超脱境界。

而且《金瓶梅》的慈悲,深远广大到已经触及西方现代文学的主题。书中李瓶儿之死,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一章,读到那个拥有幸福和罪孽的短暂人生的女人濒死之时怀着无限愧悔表现出的对生命无限的留恋,无论是牵连着她对此世的怀念还是寄托着她对另一世界的渺茫期冀的那些她以为最亲密的人们,其实对她的生死都是那样的漠不关心,我们才知道,这就是西方现代文学尤其是荒诞派戏剧通过变形处理表达的人的绝对孤独这一主题,《金瓶梅》表现这一主题丝毫用不着改变生活的本然心态,反而更加触目惊心。

《金瓶梅》的性

《金瓶梅》遭禁的最直接原因是因为其中的性描写而被目为淫书,作者当然不会预见不到这个,但他不能不写性,哪怕抄袭(有的段落确实是从描写武则天淫行的《如意君传》抄配的),也不能空白,因为他本来立意让《金瓶梅》无所不包。再说这样一部书不写性事,那么作者的心理障碍就显得不可解了。

我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一开始也是误解,但我的误解是觉得作者在性描写上最不用心,只是食色性也两大内容之一不能没有而已。当时就觉得作者对物质生活的一切都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唯有对性事和正式的宴席敷衍了事。直到去年我三次从影印本或网上把那些删节文字用蝇头小楷抄补到我所能买到的全是洁本的三个版本上时,才发现性在《金瓶梅》里原来有这么多种含义,而且是书中人物之间的表情。世界文学里,没有哪部书像《金瓶梅》这样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彻底还原到了人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把文学中的性还原到了性的本来面目(查泰来夫人的性,主要是代表作者本人的回归自然观)。只有跟作者同样天真烂漫,才能看出在《金瓶梅》里,性就是欲,各种各样的欲:亲密的要求,温暖的索取,又爱又恼的“惩罚”,相安无事时有趣的游戏。而归根结底,性欲是上天赋予人的最强烈的乡愁本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另外,书中也有把性上升到精神性和象征性的地方,那就是:对假正经的鄙视,对豪门贵族的征服(比如西门庆跟林太太)。

我能想象到如果《金瓶梅》作者听到一个现代人跟他说“性是圣洁的,性是美好的”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很可能跟听到人教小鸟唱歌或者读到那个人教蜈蚣走路的笑话一样忍俊不禁。

《金瓶梅》里几乎每一段性描写,都跟当时的情境有关,就像“醉闹葡萄架”那一场性虐待,跟此前潘金莲干的那“茧儿”有关。西门庆家的人表情达意的方式,都是靠物质和肢体语言的。所以,在这部书里,一切都是那样的纯粹,没有杂质,也没有杂念。

《金瓶梅》崇祯本东吴弄珠客序里有这样一段话:“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看来我既是君子,又是小人,还是菩萨。不是不想当禽兽,奈不遇金莲何?

圆觉经里,佛说:“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智慧愚痴,同是般若;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性。”原来虚空山河大地,人间万象,都是我们心里的事,万物只是我们的镜子。

《金瓶梅》的评论

随便翻阅一下历代的《金瓶梅》评论,让我觉得四百多年来我们都没有摆正对这部国宝级奇书的心态。

代表反动的官府立场直接主张查禁《金瓶梅》的卫道士可以不论。就是那些力挺《金瓶梅》并把它立为第一奇书的历代文人,往往也都脱不了卫道者观念。《金瓶梅》前代论者中大概最有影响的有三家:绣像本无名评点者(一说是李渔)、张竹坡、文龙。张竹坡和文龙为《金瓶梅》写过完整的回评,绣像本的评点散见于各回眉批。文龙在光绪年间做过芜湖等地知县,这样一位显然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者对《金瓶梅》的评论虽然也有迂腐处,倒也立论正大,可以看做是一位正人君子。张竹坡是一位典型的非主流文人,对《金瓶梅》极力推崇,倒也能逐一拈出此书每一骨头缝里的好处,然而除一种愤世嫉俗的心理之外,却又往往对书中人抱有成见。只有绣像本评点者是一位达人,对书中任何人都不抱成见,我觉得跟《金瓶梅》作者的心态最为接近,那种看破世情而依然通达的心态确实很像李笠翁。

绣像本东吴弄珠客的序里说:“《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宏道)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这几乎是前代所有《金瓶梅》论者的立论基础,张竹坡也不例外。这些人其实全都把《金瓶梅》看做“戒淫书”,就是说先已认定《金瓶梅》是写淫的书,只是重在一个戒字,之所以大力称扬,也是附会为先师不删郑卫之意。至于袁宏道赞誉《金瓶梅》“云霞满纸,胜枚乘《七发》多矣。”让我想起卓别林电影《城市之光》里那位在街头一尊裸女塑像前做艺术欣赏状的流浪汉查理。

《竹坡闲话》开口即说:“《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鸣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这不过是张竹坡以作者知音自认而已,若果真作者心态如此,是不可能写出这么一部超然而幽默的大书来的。在张竹坡的评论中,这种成见比比皆是。比如又说“西门庆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据我所知,以憎恶的心态写不出可憎的人,以鄙视的心态也写不出可鄙的人。作者只有在一种绝对自由的心态之下,才能不带任何成见地写出各色人等的本来面目。再伟大的作家,一旦带有主观成见,或者哪怕怀着“劝善惩恶”的道德劝诫来写人,往往都会适得其反。

托尔斯泰否定莎士比亚,就是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写了人类性之恶,以及由此带来的毁灭,而没有道德劝惩,没有人道德上最终的“幡然悔悟”。我们来看看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的势力》中主人公典型的托尔斯泰式道德忏悔吧:尼基塔谋害了富农彼得,夺取了他的后妻阿妮西娅,又与彼得前妻的女儿阿库里娜通奸生了一个孩子,活埋在地窖里。后来阿库里娜嫁给邻村一位小伙子。尼基塔就在阿库里娜的婚礼上酒醉后良心发现,向参加婚礼的所有人忏悔这桩罪行。婚事告吹,阿库里娜自杀了。剧中那桩罪行来自于一则真实案件的报道,结尾那个其害无穷的道德忏悔是托尔斯泰虚构的。这个事例正好印证了那句关于文学创作的早已被颠覆的名言:文学作品来自于生活低于生活。

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里,尤其是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代表着作者道德理想而倾力塑造的好人形象往往苍白无力,反倒是那些作者不认同的“坏人”,往往生龙活虎,一个个眉目生动。在创作心理上,最容易理解的解释是:在写“坏人”时,因为他们是“坏人”,不妨唐突,作者完全放得开,所以反倒能够穷尽其形,而这才恰恰正是文学艺术创作时最为需要的自由心态。

正因为《金瓶梅》里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每个人才都写的那么好,那样曲尽幽微。而实际上好人和坏人,只在童话里才有。

《金瓶梅》的袅袅余音

对这部书,我有太多的话要说,因为我从书中看到太多的爱与恨都被误解了,太多幽微的心意,由于书中人的粗疏,永远被淹没了。而作者有心,他也有权要求这部书的读者有心。就像西门庆大哭李瓶儿,比之于乱世佳人斯嘉丽半生痴迷阿希礼,直到白瑞德离她而去,才意识到她最爱的还是这个表面上玩世不恭的浪子,而西门庆至死都没能明白,不择一切手段毁灭暗算情敌,甚至为此不惜绝了他的后的潘金莲,才是他唯一的绝配。

在这篇写给至今还没有好好读过《金瓶梅》的朋友的广告里,我只想告诉你《金瓶梅》有多好,好到有时让我以为这部书就是前生我写的,今世对《金瓶梅》的激赏与膜拜,就像另一部超级爆笑的喜剧小说《醒世姻缘传》(今有人考证出此书即是同一作者的《金瓶梅》姊妹篇《玉娇李》的别名)的男主角狄希陈朝拜无翳禅师的肉身,原来那正是他自己。

我想让每个人都准备好一部《金瓶梅》,我们一起来好好品读一次这部本该家置一编的国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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