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禁书：苏联作家巴别尔《骑兵军》

《骑兵军》系列短篇小说构成的长篇小说，巴别尔著。巴别尔(1894—1941)苏联俄罗斯作家，主要作品有《敖德萨的故事》等。《骑兵军》是巴别尔于1924年在苏联大型文学期刊《红色处女地》、《列夫》、《俄罗斯现代人》等杂志上接连发表的一部作品。当时曾使巴别尔成为莫斯科知名度最高，读者最多的作家，“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曾引起许多文艺评论家异口同声的称赞，1926年，由三十四篇短篇系列构成的这部作品结集成书，分名为《骑兵军》，1928年，红军骑兵统帅布琼尼与高尔基围绕着《骑兵军》这部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论战。这场公开论战的前奏则是布琼尼在 1924 年第 3期的《十月》上发表的批评《骑兵军》的文章，与沃隆斯基在同年第5期的《红色处女地》上评论巴别尔创作的文章。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末，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波隆斯基、爱伦堡等名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39年巴别尔身陷囹圄，两年后含冤告别人世。1955年，苏联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195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选集，收人《骑兵军》，1966年，1986年先后再版了这个选本。在西方，《骑兵军》问世之初被译成三十种文字，影响经久不衰。1986 年，意大利的《欧洲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荣登榜首。

《骑兵军》描写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建之初——国内战争时期红军骑兵队伍的群体形象。由哥萨克农民组成的红军骑兵肩负着摧毁旧世界的伟大使命，但这支队伍本身并非“铁流”。红军骑兵浴血奋战，所向披靡，但每个人的心灵也经历了充满苦难的震撼。在这里，巴别尔并没有描绘宏伟的战争场面，并没有大唱英雄主义的赞歌，并没有写到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没有再现传奇式征战的完整面貌。吸引他的是触目惊心的个别事件本身所展示的战争的悲壮，是在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中军人内心深处的动荡，巴别尔想通过《骑兵军》表现正在交替的新旧世界悲剧性的冲突，充满矛盾、对立、暴力、凄惨、动荡和剧变的时代，更想揭示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生活着的普通骑兵战士的真实心态——理想与现实、残酷与人性、宽厚与残忍、任性与克制，本能与义务、粗暴与柔情、崇高与卑劣等等对立因素并存共生的心态。巴别尔倾心于那些最能表现特殊环境下人物心理真实状态的细节，他既不粉饰也不歪曲，致力于冷静客观、淋漓尽致的揭示。

例如，故事叙述人“我”——知识分子留托夫与骑兵多尔古绍夫、阿丰卡之间的一段故事，就显示出这几个人物的不同心态。多尔古绍夫身负重伤，不能随战友们一起撤退，他宁死不愿作俘虏，受波兰人的侮辱，要求留托夫为他“浪费一颗子弹”，留托夫躲开了。但排长阿丰卡满足了战友多尔古绍夫的要求，并向留托夫叫骂道：“你们这些四眼儿，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一样……”他扳起了枪机。在这种情形下，不是阿丰卡的手狠，倒是留托夫的心软成了对战友真正的残忍，因为多尔古绍夫的“肚子被挑破了，肠子流到膝盖上，连心脏跳 动都看得见。”多尔古绍夫为了不让波兰人嘲笑他，严峻地要求战友朝他开枪。这一细节，写出了战争人道主义特定的内涵，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留托夫与排长阿丰卡虽同属红军骑兵但个性不同，心态有别。

《骑兵军》中的人物有时残忍，有时可笑，他们身上洋溢着充沛旺盛的、春潮般的活力 骑兵连长特龙诺夫公然违反纪律杀俘虏，他……把军刀插进俘虏的喉咙……但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的荣誉感又使他不能容忍安德留什卡抢劫俘虏衣物的行为，他险些一枪毙了安德留什卡。这位凶狠暴躁的指挥官在危急时刻却把生的机会让给战友，自己英勇战死，死前甚至没忘记把脚上的靴子脱下来送给机枪手。巴别尔善于用人物行为自身的矛盾塑造出活生生的军人形象，用最大胆的色彩勾勒出人物丰厚复杂的心理波澜。

《骑兵军》以“我”作为故事叙述者，没有贯串始终的情节线索，但人物事件互相关联，各个短篇故事犹如一个个独立的镜头，三十四篇组合到一起构成一部长篇，栩栩如生地展现出红军骑兵在血与火的生存状态中摧枯拉朽的英姿。《骑兵军》行文十分简洁。巴别尔常常用富于个性特征的几句对话或几个动作传神地塑造人物，用廖廖几笔描绘出的细节点染出一种氛围。

作品的语言也极有个性。巴别尔喜欢用长短句交替的方式，造成一种抑扬顿挫的节奏。这位作家既精通优雅精美的文学语言，又熟悉骑兵战士的大老粗词汇。而且选用得得心应手。例如《经师之子》这篇的开头：“你还记得日托米尔市叫吗，瓦西里？你还记得捷捷列夫河和那个夜晚吗，瓦西里？当星期六，激荡着青春的星期六伴着晚霞悄然来临，用鲜红的鞋后跟踩住满天的星斗?”可是，在描写萨什卡父子俩与一位要饭女人之间的肮脏放荡的故事中，叙述语言完全是另一种风格：萨什卡的继父扔给要饭女人一个锃亮的五戈比银币，说道：“用沙子蹭蹭，信上帝的娘儿们，”“它还能更亮呢。黑夜里你把它借给上帝，这五戈比呀，能替月亮发光……。”

可是，面对这样一部小说，原第一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在1924年发表文章对巴别尔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攻击，指责巴别尔不是辩证论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艺术家：“小说作者使用骑兵军这样响亮的名字，目的显然是要读者相信我们的革命是由一小撮匪徒和无耻的篡权者搞出来的……。”原第一骑兵军的高级将领责备《红色处女地》主编沃隆斯基发表巴别尔的作品，说巴别尔描写的不是骑兵军，而是真正的马赫诺叛乱匪徒，是对骑兵军的诽谤和诬蔑，沃隆斯基对这种批评与指责进行了回击，他在1924年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巴别尔处理国内战争题材的角度是独特的，具有革新精神，“巴别尔比起许多卖劲地给自己的作品贴上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艺术等重要标签的人更符合我们的需要。”高尔基在1924至1928年间，满腔热情地赞扬巴别尔的《骑兵军》，他肯定了巴别尔独特的才能，驳斥了布琼尼的批评，指出不应该像布琼尼那样“从马的高度”评价人和事件；1928 年，9月至 11月间高尔基与布琼尼围绕着《骑兵军》在《真理报》、《消息报》上展开公开论战。高尔基认为，在巴别尔的书里谈不上什么“色情狂”，也没有发现什么“讽刺和诽谤”，恰恰相反，“他的书激起了我对骑兵军战士们的热爱和尊敬，因为它向我展示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这些无畏的战士们深深地意识到他们斗争的伟大意义 ”。1929年，当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写出歌颂布琼尼骑兵军的剧本《第一骑兵军》时，高尔基仍继续为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辩护，并且批评剧作家对巴别尔的作品没有细心阅读，没有看懂。遗憾的是，“没有看懂”《骑兵军》的人大有人在。1929年以后，布琼尼的看法压倒一切，对巴别尔的指控愈演愈烈。三十年代里，法捷耶夫指责巴别尔用生物学的观点看待人，有“不革命”的倾向。1936年，彼尔卓夫称《骑兵军》是一本“充斥着病态的梦魇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