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画赵昌《写生蛱蝶图》赏析：宋代画家在细微处做得最卓越

赵昌《写生蛱蝶图》

设色纸本手卷

27.7cm×91cm

故宫博物院收藏

《写生蛱蝶图》是幅可人的画作，无人打扰的野外一角，两簇鲜花竞相开放，三只花色不一的蝴蝶翩翩其间，还有一只似刚从哪里钻出来的蚱蜢，痴痴地站在绿叶上，欲跳还止，就连发黄的枯草在这里也没有沉沉的暮气，而是依然舒展，与红叶一起配合着一个明净清新的秋天。原画无款，画卷之后有一段明代大家董其昌的题跋，将其归在赵昌名下，这种说法就被后人沿用下来，直到今天。

赵昌，字昌之，号剑南樵客，四川成都人，生卒不详，约活动于北宋太宗（976年—997年）、真宗（998年—1022年）至仁宗（1023年—1063年）年间，而开始闻名于世应该是在宋真宗的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年间，欧阳修曾将赵昌的花果与李成、巨然的山水并提为“近世名画”，可见在北宋中期，赵昌便已是享有盛誉了。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欣赏过黄筌的《写生珍禽图》的话，是否还记得曾经提到黄家富贵的风格在北宋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宫廷画院中花鸟画的主导风格？赵昌没有进过宫，关于他的生平资料，画史中记载得很少，只说他们家很富有，言下之意就是赵昌是不需要为生计而卖画，所以留下很多关于他不愿意卖画的轶事，比如说他“深藏而不市”，就连画不慎流落在外面的话，看到了也要“复自购以归之”，又给买回来，这些轶事的真实性当然值得商榷，不过我们也可以试图去理解撰写画史的人为什么要给画家们披上这些传奇的外衣呢？画史中的赵昌最大的特色有两点，在一则轶事中被说得十分清楚，说赵昌画花，“每晨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

这段话中提到的第一点是写生。画花鸟者唯有通过写生，才能获得对事物结构的细微变化与不同环境、时间下的情态的真实体验，也是宋代画家在历代画家中做得最卓越之处。有的人“入万守山百余里”观察猿猴等动物的生活习性，所以才会有像湖南长沙易元吉这样画猿猴堪称一绝的画家，其他的自花果、捕虫“笼而观之”就不可一一尽举了。在宋人中能自号“写生赵昌”，看来这位画家的写生功夫确实了得，虽然《写生蛱蝶图》并不一定是赵昌的亲笔，但只从画中三只蝴蝶的描画，以及飞在空中不同姿态，也可以对这种功夫有一定的了解。“写生蛱蝶图”的名字并不是非常恰当，因为“蛱蝶”是蝴蝶的一种，画面中左方两只色彩斑斓的应属于此类，而那只由上往下而飞的黑色大蝶应该不属此类。

第二点便是对于赵昌喜欢用颜色。很多画家写生喜欢用墨笔勾其轮廓，对其形态有准确的了解，最多是在勾完形之后，淡淡赋色，以留作对色彩的印象，赵昌却不一样，直接“调彩色”就用来写生，历来的画史对于赵昌的用色着笔是很不吝啬的，像《图画见闻志》中说他“准于傅彩，旷世无双”，《画品》中说他“设色明润，笔迹柔美”……还有人将赵昌的色彩当成鉴定其画真伪的一种依据，说“染成不布采色，验之者以手扪摸，不为采色所隐者，乃真赵昌画也。”意思就是赵昌的画着色是很薄的，在晕染之后一般不会再罩一层厚重的石色，这与《写生蛱蝶图》中所反映出来的着色方法是一致的。

在这幅画中还可以看到，画家关心的色彩不仅仅是对于对象本身的描画，也成为处理画面整体关系的一种手段，红叶、红草与淡菊是画面最接近观者的部分，所以这些部分轮廓都用较重的墨线勾出，颜色也给得比较肯定；而到了蚱蜢站着的绿叶白花部分，颜色就要淡了很多，而叶子、花朵轮廓的墨线也只是用淡墨勾成；再往后走的带刺的枯枝就不再有轮廓的交代，纯用墨与赭石写成，这样虚虚实实的对比，使得画面不再只是一个很平的平面，而具有多层次，有一定向深处延伸的感觉。

苏轼曾经称赞赵昌的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边鸾是一位以写生见长的唐代画家，苏轼在此将赵昌与边鸾并提，提倡的是一种体现在画面中的得自自然的感受，而隐隐之中，他批评的则是院体花鸟过于浓重的人工意味。